人性的本质

基督教认为,美好的人生是有道德的人生,道德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是通过良心的声音转达给每一个人的。除了道德,美好的人生还包括许多东西。要过上美好生活,一个人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朋友、爱情、孩子、足够的收入和健康。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并为政治事件所左右。

  

 

1、 什么是卑贱

              尼

  导读:生活在广阔的平静之中,始终超越,尊重选择,或者没有一个人赞成和反对,把自己降低到别人的地位之下,让自己就像骑在驴身上那样:因为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利用别人的愚蠢和愤怒。

 

  什么是卑贱呢?语言是观念的有声符号。观念常常是返回和同时发生感觉,或一组感觉的精神符号。为了互相理解,使用同样的词语是不行的:对于同一种内在经验,我们必须使用同样的词语,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经验。

  甚至在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时,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互相理解比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的互相理解更容易些,确切地说,当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在相似的气候、土壤、危险、需要、劳动条件下时,从中会产生某种把自己理解为民族的东西。在所有的心灵中,同样数量的经常反复出现的经验比那些很少出现的经验更占优势。

  有关这些情况,人们总是很快就理解了。语言的历史就是缩短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迅速理解的基础上,人们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危险越大,更快更容易地同意必要的东西的需要就越大,在危险中不会相互误解,这就是在交往中不能从根本上省去的东西。

  在所有的爱和友谊中,人们会有这样的经验:两个人中有一个一旦发现他用同样的话来表现的情感、思想、直觉、愿望和恐惧与对方有分歧,这种关系就不会持续下去了。

  无论一个心灵内的哪一组感觉迅速地清醒过来都会表达并发出命令:这些命令决定了一般等级秩序的价值,并且最终确定了它的好恶。

  一个人对于价值的评判暴露了他灵魂的某些东西,而且在其中它可以发现它的生活状况,它内在的需要。现在假设,只有这种人才有必要互相接近:他们可以通过相似的符号表达需要和经验,那么从根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轻松的通讯的需要,这种通讯就是平均的和共同的经验必定是迄今为止支配人类的所有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

  越是相似的,越是普通的人们就越总是而且仍然是处于优势地位;越是精选的、出类拔萃的、独一无二的而且难于理解的人就越倾向于独立不羁,他们安于自己的孤独而且很少宣扬自己。为了超越这种自然的,千篇一律的发展,为了超越雷同的、通常的、平均的、聚集的、卑贱的人的进化,人们必须求助于那可怕的异己的力量。 

    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心理学家和心灵预言家,越是把他的注意力转

向精选的病例和个人,那他被同情心所蒙蔽的危险就越大,他比任何人更需要严厉。

  上等人和出类拔萃之辈的腐化和堕落实际上是一个规律:始终公开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是十分可怕的。心理学家的许多痛苦在于他发现了这种堕落,他曾经反复地在全部历史中发现了上等人的这种普遍的内在的绝望,这种永恒的彻底的不可救药。有一天也许他的痛苦可能成为他反抗自己命运的原因,成为他试图自我毁灭的原因。

  人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心理学家身上发现一种搬弄是非的倾向,他们喜欢和普通人及循规蹈矩的人来往,事实表明,他总是需要给别人看病;他需要逃避和遗忘,以摆脱压在他心头上的真知灼见和他的工作。对他来说,记忆的恐惧是他自己。他对别人的评头品足总是一笑置之,他对人们的尊敬、赞美、热爱和欢呼无动于衷,他甚至表示赞同某些似是而非的意见而隐匿沉默。

  也许他这种荒谬的情况变得十分可怕,以至于在他学会了巨大的同情和轻视的地方,群众、受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学会了尊重,一种对于“伟人”和奇妙的动物的尊重,由于他们的缘故,人们祝福并尊重祖国、土地、人的尊严和人们自己,并向青年人指出他们的榜样,以此来教育青年。

  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恰好完全一样:群众崇拜一个上帝,而这个上帝只是一个可怜的献祭的动物,成功始终是最大的说谎者,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伟大的政治家、征服者直到他们被承认之前,一直以他们的创造物为伪装,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只是创造了艺术家或哲学家,被认为已经创造了作品伟人,正如他们受到尊重那样,都是些低劣渺小的文学创作的应声虫,伪币制造者统治了价值历史的领域。那些伟大的诗人。

  例如,拜伦、缪塞、爱伦坡、利奥巴迪、克莱斯特、果戈理,正像他们现在还活着那样,也许必定是变幻莫测、热情奔放、敏感脆弱、天真纯洁的人,由于粗心大意和意外不测而受到信任或怀疑,他们心灵上的某些缺陷常常不得不隐蔽起来,他们常常由于内心的肮脏而用他们的作品进行报复,他们常常试图借助于高昂的热情忘记那些真实的回忆,他们常常陷于困境,常常陷入爱情,直到他们成了沼泽地中的鬼火,且伪装成星星。

  人们称他们为唯心主义者。他们常常和那长久的憎恶作斗争,和那些反复出现的怀疑的幽灵作斗争,这些东西令他们心惊胆战,逼迫他们追求荣誉,并吞食骗人的马屁精无法控制的信仰本身:一般来说,对于曾经猜测他们的人来说,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所谓的上等人是多么痛苦。

  可以理解,正是从妇女,她在痛苦的领域中有着超人的力量,而且她渴望帮助并拯救那些超出她个人能力的人,那里他们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全身心无私奉献的同情,但可敬的群众并不理解这种同情,而且好奇地、自满地连篇累牍地解释它。

  这种同情总是不自量力地自欺欺人;妇女可能愿意相信爱无所不能,这是她独特的信仰。心灵知道,即便最美好、最深的爱也是多么可怜、愚蠢、无力、虚伪、荒谬,容易毁灭而不是获救,可能的是在有关耶稣生平的圣经故事中,隐藏着一个为了知道爱而殉难的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一颗最纯洁而且最渴求的心的殉难,这种殉难并没能得到任何人的爱,它要求爱,它坚决地、狂热地要求被爱,一无所求,它狂暴地反对那些拒绝爱的人。

  这是一个关于没有被爱满足而且对爱贪得无厌的可怜的灵魂的故事,他必须发明地狱,以便把那些可能不爱他的人发配到那里去,他阐明了人类之爱,他必须发明一个代表全部爱的上帝,代表全知全能的爱的上帝,上帝怜悯人类之爱,因为人类是微不足道和卑贱的,他拥有这种情感,他拥有这种关于爱的知识,寻求死亡,为什么人们要探讨这种痛苦的问题呢?    每一个深深地忍受痛苦的人完全被自己的理智的傲慢和憎恶以及实在的恐惧所浸透并歪曲了,由于痛苦,他可能比最精明的人和最聪明的人所能知道的还多,在许多遥远的令人恐怖的你一无所知的世界,他却驾轻就熟所不知!这种受难者的沉默的理智的傲慢,这种上帝的有知识的选民的骄傲,这种开创者和几乎就是献身者的骄傲,找到了所有必不可少的伪装形式,以便保护它自己免受官方和同情者的麻烦,而且免受痛苦东西的干扰。刻骨铭心的痛苦乃是高贵的,它分裂了。

  它的最出色的伪装形式是伊壁鸠鲁学派,即享乐主义,伴随着一种大胆卖弄的体验的享乐主义,它使痛苦缓解,而且时刻警惕痛苦和灵魂深处的东西。有一种玩弄快乐的寻欢作乐的人,他们由于寻欢作乐而被误解他们甘愿被误解。

  科学给人一种快乐的外表,科学性导致这样的结论:一个人是肤浅的,他们愿意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有一种自由傲慢的人,他们喜欢隐蔽并否定他们那无法补救的心和破碎的骄傲,大智若愚,可以得出结论:伪装的尊重乃是精巧的人性的一部分,在不合适的地方,千万别利用好奇心。 

    把两个人彻底分开的是不同的纯洁的情感和等级。所有有助于他们的正直和互相利用的

东西,所有有助于他们互相善待的东西,事实仍然是他们互相不能容忍,最高的纯洁的本能把受本能影响的他在最神圣和最危险的孤独之中确定为圣人,因为它才是神性,所谓的本能的最高精神性。

  任何一种对于不能描述的沐浴快乐的认识,任何一种永恒地激励着灵魂,从黑暗和光明到清朗、深刻和精巧的热情和渴望:这正是一种突出的倾向,它是一种贵族的倾向,它也是分离,圣人的怜悯是对于人的淫猥的怜悯。而且存在着等级和高贵,在那里,怜悯本身被认为是不洁的,是淫猥的。 

    高贵的标志:决不把我们的职责降低同和芸芸众生相等的职责上去,决不放弃或分享我

们的职责。在我们的职责中,牢记特权并执行它。 

    一个追求伟大的人认为他在前进道路上所碰到的每一人,或是推动他前进的工具,或

是一种耽搁和障碍,或是一个暂时的休息地。

  只有在他获得高官厚禄和统治权时,他才会给他的同胞以恩惠。急躁和意识直到那时总是在指责喜剧,因为甚至斗争也是一种喜剧,像一切手段那样隐蔽了目的,损坏了他的一切交往;这种人熟悉孤独,而且最有毒的东西就在它里面。有待解答的问题,快乐和许多无法计算的因素是必然的,问题的答案就潜藏在高贵人的身上,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或讲出答案,就像人们可能说的那样。

  通常来说,这种情况并不能发生;在世界各地都有正在等待的人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等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是在白等。当他们最年轻有力的行为由于无所事事而消耗殆尽的时候,偶然,唤醒他们的喊叫来得太迟了,虽然有了采取行动的允许;而正像他跳起来那样,有些人惊恐地发现:他的四肢已经麻木,他的精神已经崩溃。

    在所有的伤害和损失中,更低下和更粗卑的灵魂比高贵的灵魂更幸运:后者的危险一定

很大,考虑到它生存条件的复杂性,它遭到不幸和毁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一只蜥蜴失掉尾

巴可以再长出来,而人却不是这样。 

    当一个人造好了房子时,他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他开始建造之前他绝对应该知道。 

  人们会相信我吗?我坚持,他们会相信我:我总是极不满意地想到自己,只是在极罕见的场合,强制地,不喜欢主体地考虑到自己,随时可以离开我自己,而且因为对自我认识的可能性的不可扼制的怀疑,总是不相信结在其中也许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吗?大概是吧!很幸运,对我的牙齿来说,并没有什么。

  也许这暴露了我所属的种族?但并不是就像对我是完全一致的那样。对你来说,发生了什么呢? 我的确不知道,他说也许鸟身的女妖飞过了我的桌子。

  今天也许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位出身高贵的、庄重的、谦让的

  人突然发了疯,打碎了盘子,爬到桌子上,尖叫着,胡言乱语,而且摇动着每个人,而他最后退缩了,后悔了,对自己大发雷霆,是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不挨饿?为记忆所窒息?对于拥有高贵灵魂的欲望,并缺衣少食的人来说,危险始终很大。今天的危险似乎特别大。投身于喧闹平民的时代,他不喜欢从同一个盘子里吃东西,他可能很快就消灭了饥饿和干渴,或他最后应该坠入突然的恶心之中。

  我们可能在我们并不属于的桌子旁边有座位;正是我们难以养育的精神才知道危险的消化不良,这种消化不良产生于忽然看到我们的食物和食友,产生于晚饭后的恶心。 

  如果一个人愿意稍微地赞扬,这是一种文雅同时又高贵的自我控制,只在他不同意的地方赞扬,否则他事实上就是在赞扬他自己,而这是和良好的趣味,一种自我控制相反的,的确,这种情况为不断的误解提供了机会和刺激。

  为了允许自己的这种实际上很奢侈的趣味和德行,一个人必不能生活在低能的人中间,他应该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这些人以他们的文雅自慰自己的误解和错误,或者,一个人将不得不为它付出爱心。 

    生活在一种广阔而自豪的平静之中,始终超越,按照选择,或者没有一个人的热情

、赞成和反对,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地位之下,让自己就像经常骑在驴上那样:因为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利用别人的愚蠢和别人的愤怒。

  保持一个人300年的突出地位,也保存一个人的墨镜:因为没有人要查看我们的眼睛,更何况要查看我们的动机时,就有这种情况。挑选那种淘气的快乐的角色作伙伴。而且仍然控制着一个人的四种美德:勇敢、远见、同情和孤独。因为孤独是我们的一种美德,就像一种高贵的癖好和对纯洁的倾向性一样,它神圣化了那种人与人接触之中的、在社会中的东西,它必定是不纯的。 

  最伟大的事情和思想,而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很久以后才能被理解: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并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们生活在过去。这里发生的某些事,就像在繁星满天的天空中发生的一样。

  遥远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早已照到了人们身上,而在星星的光芒照到人之前,人们却否定在远方有星星存在。

  贵族这个词现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高贵的人是怎样出卖他们自己的?在倡导平民主义的阴暗的天空下,贵族是怎样被认出的?一切都是乏味的。

  这并不是他提出他的要求的行动,行动始终是暧昧的,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它也不是他的作品。人们目前在艺术家和学者中发现,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暴露了他们对

激励他们的那种贵族性的深切渴望。这种对贵族性的迫切需要根本不同于对贵族灵魂本身的需要。

  这也是缺乏贵族性的一个有力和危险的标志。并不是作品而是信仰规定并决定了等级秩序,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新的、更深刻的含义运用于旧的宗教公式,

  贵族的灵魂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基本的确定性,没有找到的某种东西,不可能被发现,而且也许同样并没有失去。贵族的灵魂拥有强烈的自尊。 

    有这样的人,他是有理智的,让就像他们所愿意的那样转动并扭转自己,并就在他们狡诈的眼睛之前抓住他们的手,好像手不是一个叛徒,最后它终归还是来了,他们有某种藏起来的东西,即理智。至少只要可能就可以进行欺骗,而成功地代表最精巧的一种手段,比一个人实际上所有的更愚蠢。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像一把伞那样热情如焚,被称之为热情,包括属于它的东西。    从一位隐士的著作中,人们常常听到关于荒野的回响,某种低沉的调子和孤独的胆怯的警惕,在他那最有力的词句中,甚至在他的呐喊中,发出了一种新的和十分危险的沉默和隐蔽。他从早到晚,穷年累月地枯坐洞中,只和自己的灵魂无拘无束地倾诉和交谈,他已经成了一个穴居人,或者一个寻找宝藏的人,或一个宝藏警卫,他自己山洞中的龙,它可能是一座迷宫,但也可能是一座金矿,他的观念本身终于获得了一种它们自己的朝霞的色彩,一种泥土的气味,某种直接的令人讨厌的东西,冷酷地吹在每个过客的身上。隐士并不相信:哲学家,假设哲学家首先始终是一个隐士,在他的著作中真正表达了他真正的和最后的意见:写书不正是为了隐藏我们心中的东西吗?

  他会怀疑,哲学家一般是否可能有“最后的和真实的意见,他认为,是否在每一个洞背后必定有一个更深的洞,一个宽敞的、陌生的、富裕的超出外表的世界,一个在每一个的背后,在每一个基础下面的深渊。每一种哲学都是一种前景哲学,这是一位隐士的意见:“事实上,存在着某种任性,哲学家就站在这里,陷于停顿,回溯往事并向四周看看,这里他把铲子放在一边并没有挖任何东西,对它还是有某些怀疑。”

  每一种哲学都隐蔽了一种哲学,每一种意见同样是一个潜伏之地,每一个词也是一个假面具。 

    有人说:“我喜欢那个东西,我拿它,实际上是保护它和保卫它,以免任何人染指

于它。一个人处理一个案子,执行一个决定,忠实于一种意见,抓住一个女人,惩罚并废

除无礼蛮横,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愤怒和他自己的宝剑,而脆弱、痛苦、压制,甚至动物都心

甘情愿地服从他,而自然而然地属于他。”

  一个人就是一个自然控制的主人,这种人有同情心,当然是好事。那种同情就有了价值,这些人所容忍的同情有什么意义呢?或这些人甚至祈求同情。

  在整个欧洲,人们都对痛苦有一种病态的急躁和敏感,还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不可扼制的抱怨,一种颓废,借助于宗教和哲学,这些东西试图用某些高级的东西打扮自己,表现出一种对痛苦的崇拜现象。

   

      

2、 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

          叔本华

 导读:大众社会就像一支由管乐组成的乐曲,每只管只有一种音调,奏出千篇一律的音调,但所有的管互相配合、彼此和谐,却能奏出动听的乐曲来。

 

  幸福是有限的,幸福与人们的视野、工作范围都受其制约和界定。这些限定的范围越广,人们的担忧和焦虑就越多,这意味着的烦恼、欲望和恐惧在不断地增长和强化。这就是愚昧者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不幸的原因,不然他们脸上的表情就不会这和祥和。

  说幸福是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的后半生比前半生凄凉孤寂。随着年华的流逝,人们的视域不断扩展,与世界的触点继续延伸。

  童年时代,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周围狭小的范围,青年时代,就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到中年,视野就可包容其活动的所有范围,甚至伸向遥远的领域,而到了老年,还包括对子孙后裔的牵挂。

  就算在理智活动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是有限的。意志越不易激动,人们遭受的痛苦就越少。痛苦是某种肯定的东西,而幸福则是一种否定的状态。对外部活动范围的限定是

为了突出意志的内驱作用,而对理智能力的限定却是为了突出意志作为内驱动源泉的作用。后一种限定往往会为一些令人厌恶的事物敞开方便之门。

  为摆脱这些烦扰,人们会利用闲荡、社交、挥霍、娱乐、饮酒等种种便利方法。而这类方法将导致灾难、堕落和不幸。一个人如果无所事事就很难保持心灵的宁静。

  对外部活动范围的限制有助于幸福的获得,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幸福的必然条件。描写人们生活幸福、心境安宁的那种质朴宜人的田园诗所表达的,常常是在单纯狭小的生活环境中的人,这一点恰是田园诗意境中的本质核心。它也是一种情感,即人们在欣赏所谓风俗画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的本质。

  生活方式的简陋质朴、单一不变,如果人们不感到厌烦乏味,也是有益于幸福的;因为在这种境况下,生活连同不可避免的重复,都可使人感受到:它像一泓涓涓细流的小

溪,悄然无声地流逝,那样地平静,没有一丝波纹或漩涡。

  一个人是幸福还是痛苦,取决于他倾注全力的是什么。在这方面,纯粹的脑力工作要比

其他任何形式的生活实践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因为后者往往沉陷于成功与失败的无休止更迭,及种种不安宁和痛苦的折磨。

  如果一个人致力于外部世界的活动,他将会分散注意力,使他不能专心从事理智研究,而且还将使他失却心灵的宁静,而这正是脑力工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长期的纯理智思索,也难以让人适应现实生活的喧嚣嘈杂,因此,环境允许,且某些世俗事务无需较高的理智能力的话,脑力工作暂停片刻也是适宜的。

  为使生活更富有理智,更细致周密,为从生活中汲取更多的经验,人们必须不断地反省生活,对人们所做的事、所留的印象和情感进行概括,与自己判断加以比较。这种对生活的反省既有对我们曾从事的工作和进行的奋斗的思考,也有对我们已往获得成就的评价,更有成功后喜悦的享受。对生活的反省,可以说是对个人生活经验的一种生动再现,它将有益于每一个人。

  经验就是一本教科书,通过对它的反思、评判,将会获益匪浅。如果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不对之进行反省,就得不到大量的知识,摆在面前的就像是一些没有注释,大部分内容深奥难解的图书。

  这里提出一个忠告,即每晚睡前反省白天所做的一切。终日在工作与音乐的嘈杂纷乱中平庸度日,而从不反省,就像一架嗡嗡作响的纺车,连续不断地扯出生活之线,而不知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其情感就是混沌模糊的,思想是紊乱无序的,甚至谈话也会因此而颠三倒四,支离破碎,全然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生活忙忙碌碌,头脑里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印象,但他已无力再进行理智的判断活动。

  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事件和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隐没在心境和情绪中,但我们能想起我们曾就这些事情和境况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于是它们原本只是形式,却成了表达或评判这些事件的结果。我们应注意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保持思想的记忆。坚持记日记是大有裨益的。

  自给自足,自己就是一切,这是幸福最主要的品质。

  这里不妨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

  一个人确信除自己以外不能依靠他人时,生活的重负和不利的处境,危险和烦恼就不可避免了。

  追逐名利,饮酒狂欢,生活奢侈等等,都是通往幸福之路的障碍,它们会改变人们悲惨的生活,使其享受到许多乐趣、欢快和愉悦,但也同样是导致期望和幻想的过程,而不断变幻的谎言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附属物。

  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适应和社会对其成员的制约,都意味着社会的规模越大,越令人乏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是自己。如果不喜欢独处,他便不热爱自由。只有当他孤独无依时,才是自由的。

  社会,常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这种压抑感就像社会必然的附属品一样,使人无法摆脱。一个人的独立性越强,越难成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牺牲品。对于独居,是欢迎、忍耐还是逃避,要由个人价值的大小来定。当一个人独处时,可怜的人体验到的是他的全部不幸,而聪明人喜欢的却是独居的高尚伟大。

  如果一个人在自然禀赋中居于较高的地位,他感到寂寞冷落是必然的。如果他周围的环境干扰了这种感觉,这个环境对他就不适宜。如果他必须要会见许多性格各异的人,他们就会对他产生种种影响,破坏其精神的宁静,他就会失去自我,而又无法补偿这种损失。

  当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确立广泛的差异时,社会却漠视或试图消灭这些差异。它建立了种种人为的差异,身份和地位的等级,这种等级与那些自然设定的各种差异常常相反。

  这种分类的结果常常会抬高那些被大自然置于低等地位的人,也会降低那些在自然中居高等位置的人的身份。只要多数粗鄙者掌握权力,少数优秀者总要对这个社会退避三舍。

  在现实生活中,对伟大理智的冒犯就是权利的平等,凡夫俗子从头对从这里导致的平等欢呼雀跃。能力的不平等意味着社会力量的悬殊。所谓善的社会,承认一切权利要求,却否认理智要求,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期待对任何形式的愚钝麻木、堕落和沉闷表现出无限的耐力,个人的优点如果要得到表现,就要以谦卑的面孔出现或藏而不露。

  为人们赞赏也不使人们动情的做人的朋友,而且扭曲了人们的人性,不让人们自然地发展。为了和谐调,它还使人们枯萎衰竭,彻底改变自己的模样。理智的对话,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仅仅适合于理智的社会。

  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陈腐不堪、令人乏味的。这就要求人们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人们必须得丧失自我以适合他人。这种交往可能会受到谴责以弥补人们在这方面的损失。但一个人的价值越大,就越是得不偿失,而获利的却是对方。与之交往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道德沦丧、名誉扫地者,从他们那儿能得到的,除了无聊、烦恼、厌恶或自我克制外,别无他物。因此,大多数社会正是为了让这些人得益而建立的,这些人将以其孤独来换取社会所提供的裨益。

  为了给真正的理智的优越性找到一个替代物,社会曾异想天开地采纳一种虚假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并以任意规定的原则为基础,仿佛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传统,就像一道可供替换的口令一样。这种优越性只要与真正的优越性发生冲突,弱点就会暴露无遗,这种好的时尚的出现就会意味着好的理智的匮乏。

  一个人人不可能与任何人完全一致。个性差异、气质迥然异常或多或少会引起不和。思想的平静,灵魂深处的安宁以及身体的健康,都是世间所能给予的最大幸福,作为一种永恒的心境,这一切也只有在独居中才能获得,只有身处绝对幽静之处方可达到。如果说人自身有什么高贵而有价值的话,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能找到的最大幸福。无论友谊、爱情、婚姻的纽带怎样牢固,人最终能关照的只有自己的福利,至多还有其自己的儿女。你与他人的关系越密切,你的生活就越糟糕。孤独和寂寞确实有其不利之处,社会是狡猾的,它使你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似乎很愉快,但它所造成的危害却常常难以弥补。所以,年轻人应当从小接受独处的训练,因为这是通往幸福和心灵宁静的必经之路。

  一个人会完全依赖自己拥有的财富,并且只看重自己,因此他生活得十分幸福。

  西塞罗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必定生活得很幸福。”

  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越高,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正是这种自我满足的情感制止了那些具有巨大个人价值的人去作巨大的牺牲。普通人都喜欢社交、讨好卖乖,这是另外一种情感。对这些人来说,陪伴别人比独自一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他们愿意与人交往。

  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那些无足轻重的人却备受赏识。所以,隐退就会是具有高尚品质的人的证明和结果,还是那些自身具有某种价值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限制一个人的种种欲求,并尽可能地使他与其同伴疏远,才能保卫其自由。

  人都喜欢群居,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他们厌恶自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空虚驱使他们与

其同类交往。比如说,去其他国家旅游,他们的思想僵化呆滞,缺少自身的运动,便试图赋予它一些活力。如寻求刺激中饮酒,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原因而酣畅痛饮啊。他们一直试图寻找某种能经受得起的最强烈的刺激,来与他人和谐一致,就像与自然和谐一致那样;假使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他们就会因不堪重负而沮丧衰退,坠入巨大的冷漠之中。

这样的人只有些微人性碎片,只有将碎片聚合起来,弥合成完整的人性,才能达到像大家一样的思维。人,就其完整的意义来讲,都是出类拔萃的。

  大众社会就像一支由俄国管组成的乐曲,每只管仅有一种音调,奏出千篇一律的音调,但所有的管互相配合、彼此和谐,却能奏出动听的乐曲来。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这样厌烦,为什么他们喜爱结交,愿意成群结队。正是由于其自身性质的单一,才使他发现独

处不堪忍受。荒唐愚蠢才是他真正自身的重负。把众多的人汇拢起来将会产生某种类似于管

弦乐队奏出的乐曲。

  有才智的人就像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无需任何帮助,只要一种乐器。比如,一架钢琴就可奏出协奏曲,这样的人本身是一个完满的微型世界。通常需要各种乐器互相配合才能产生的效果,他只需自己的意识完整就可以单独达到。仅靠一架钢琴无法演奏交响乐,但由于他是一位独奏者,便能自己单独表演。即使与他人合作也必须是主奏者,或创立某种演奏风格,就像建立某种演唱风格那样。无论怎样,那些时时刻刻渴望交际的人都可能从上述比喻中有所裨益。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即以量的陡增来弥补质的不足。上述比喻也可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则。

  如果一个人聪明机智,那再有一个伙伴就足够了,如果你只与普通人打交道,就要拥有大量的伙伴才合适,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们协同工作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正是从管弦乐队中得到的启发。

  那种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荒漠,是造成另一种不幸的原因。当优等阶层的人为实现某种理想而组成社会时,结果几乎是,无数的民众如同害虫般拥来,哪里都是这样,他们的目的是为摆脱烦恼,有的则是随波逐流。他们不加任何识辨,盲目地热衷一切事物。有的人急忙挤进社会,有的人身不由己地被推入社会,然后又一起毁坏它。

  作为一般规则,一个人的社交性格与他的理智才能几乎成反比,说某某人不善社也就等于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

 

3、 人的狂热性

           蒙 

    导读:从狂热中虽然也可以获得成果,不过这种成果只和个人有关。志向渺小、心灵平庸、才智低能的人自我陶醉,企图扩大名声,这种人越想昂起头来,便越露出自己的弱点。

 

  有些高人,并不害怕陷入复杂多变的大事中。他们对自身的力量很有信心,即使在各种敌对势力获胜时也能保护自己,他们能凭借毅力同对手进去斗争。他们是那么的顽强,眼看国家毁灭,也不慌不忙,他们的意志已完全主宰不了一个国家。

  这种人生态度,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应当躲避风暴,躲得越远越好,必须培养感情,不应培养毅力,必须避开我们抵挡不住的袭击。

  人们说已克服了报复的狂热或别的什么实质性狂热时,往往是符合当前事实的真话,但并不符合过去的事实。他们向我们谈到这些问题事时,他们自己却仍在维持着错误。

  人是否希望随着时间的变长,错误就变得越小?是否希望从不正确开始,接下去就正确了?谁像我一样希望祖国好,又不患上溃疡病或消瘦,看见国家有毁灭的危险或正处于毁灭的时期会感到很不痛快,但不会怕得浑身麻木。

  那些可怜的船舰,风浪和船员在把它拉向怎样相反的目标呀。谁不像追求必需之物一般向王公企求恩宠,那么他对王公们冷淡的接待和脸色,对他们多变的心情,就不会感到格外恼火。

  谁不溺爱儿女或荣誉直到鞠躬尽瘁的程度,谁就在损失了儿女或荣誉之后仍可以生活得逍遥自在。只要有一点韧性便可解决这种问题。运用这方法,会使我以极小的代价弥补了出现的很多问题,还避免了许多麻烦和困难,我稍作努力便能在我激动时,就能进行遏制。

  不能制止它起跑便无法制止其狂奔,不能拒之于门外便无法将它赶出家门,不能战胜开头便不能战胜结尾,支撑不住动摇便支撑不住坠落。

  一个人一旦脱离理智,狂热便自动往前挤。软弱很自信,软弱的路越走越宽,就再也找不到隐藏自己的处所。我能及时发现前来触摸我并在我内心飒飒做响的微风,那是暴风雨的征兆。

  在遭受与我天性水火不容的卑鄙阴谋诡计之后,我曾多少次对自己施以的不公,以避开承受法官们更不公正待遇的风险。

  人如果是聪明的,就应遇事感到高兴。

  比如说,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大家族子弟,天真地向所有的人热烈谈论他母亲如何败诉,就像谈他的咳嗽、发烧或别的什么令人厌烦的事似的。

  命运曾给我一些恩宠,如我的亲族关系,以及我与至高无上的威望人物的交往。我曾真心避免利用这类关系危害别人,从不让我的权利超过权利的直接可利用性。我每天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我还没有经历过起诉,尽管有许多次,人们完全可能以正当理由在我任职期间提出起诉。我也没有遇到过吵架,没有遭到有意或无意的严重冒犯,也没有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是从一些看上去滑稽可笑的动机和原因产生的。最后一位布戈涅公爵为一大车羊皮引发,蒙受了倾家荡产的损失。刻嵌印章不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崩溃的首要原因吗?

  国内最明智的人士,用公款摆排场,客客气气聚在一起签署条约和协议,而那些条约协议却取决于权威性的夫人、内阁中的闲聊和某些弱女子的癖好。诗人们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为一个苹果可以把希腊和亚洲置于火海之中。

  一开始,许多问题都是比较好解决的,然而一旦卷了进去,那就需要花大力气才能摆脱。就像芦苇在发育之初长出的是一只又长又直的梗,此后就会意外长出些节子,又多又密,像一个个休止符,这说明它已没有最初的活力和坚韧性了。

  当事情开始发展时,可以对其进行引导并随即支配它们,然后,便是它们在引导我们,带动我们的狂热,我们便只好跟着事情走了。

  狂热总是不容易受到抑制的。狂热初起时往往十分激烈过火。从狂热中虽然也可以获得成果,不过这类成果只和个人有关。

  你感到满意的,不一定更受尊重。如果你在进入活动之前便使它有所改进,就会有出成果的希望。在人生的其他一切职责中,追求荣誉的人所走的道路,同注重秩序和理性的人所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一开始参加竞赛就狂热,结果中途速度慢了下来。如普鲁塔克所说,有些人由于羞怯,既懦弱又容易答应别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事后就会容易食言。轻易与人争吵的人也极

 易退出争吵。一件难事既可能让我望而却步,又可能在我激动和感到震怒时唆使我去干。一旦卷进去了,就得干到底或为此送命。

  人们天天向上帝祷告谢罪以洗刷自己的过失,而这类道歉和谢罪似乎比鲁莽本身更令人厌恶。宁可再一次触怒对手,也不要向对手赔礼道歉,从而自我冒犯。你顶撞了他,让他怒不可遏,恢复冷静和理智后,你又去安抚他,讨好他,如此你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

  我认为,一位绅士推翻前言可耻,而他推翻前言是被权威所迫而为时,就更恶劣,因为对他来说,固执比怯懦更易得到宽恕。

  狂热容易避免却难以节制。谁也做不到斯多葛式的高贵镇定,愿他逃进我这百姓式的迟钝怀抱中来吧。别人从德行出发做的事,我习惯于从气质出发去做。两者之间容纳风暴,两个极端,即哲人和乡巴佬,都是竞相争取安宁和幸福。一切公开活动都受各式各样不明确的制约,因为解释的人太多了。

  有人谈论我在市政府的工作,说我从政有气无力,他们的说法与表面现象十分接近。我是在试图使我的心灵和思想保持平静。如果有时我的心灵和思想恣意让某些尖锐激烈的感想左右,为并不是我的本意。不过,不应从我天生缺乏的生气得出证据说那是无能为力,也不应说我对百姓那么忘恩负义了。因为这里的百姓曾尽力而为,利用一切可能的过激办法赏赐我,无论在了解我之前或之后,再次给我差使时比初次为我做得更多。我愿他们尽可能万事如意,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惜一切为他们效力。那是优秀的人民,尚武、勇敢,又能做到服从和遵守纪律。

  我的任性驱使我做起事来总是雷厉风行。谁愿意按我个人的方式使用我,就请他把需要魄力和独断的事务托付给我。做这样的事,我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事情是长期的,既繁琐又费力,而且是人为的,不正派的,最好去找别人。

  并不是说所有重要工作都有难度。如果有必要,我会作好思想准备进行艰苦奋斗,因为我有能力做得更多,也有能力做我不喜欢的事。

  我并没有对职责要求我的活动不闻不问。我容易疏忽的,是野心掺杂于职责并借职责之名掩盖野心的活动。这种活动能悦人耳目,投人所好,其结果并非事情本身而为假象。听不见声音便以为大家都在酣睡。我可以有效制止混乱而心情毫不纷乱,可以惩罚杂乱无章而心情不变。

  为什么要生气动怒呢?当然我可以假借生气动怒以掩饰自己。我从不咄咄逼人,淡漠有余而热切不足。我从不指责别人消极怠工。我赞扬人们不注意的、低调的、不声不响的生活,“不卑,不贱,也不骄。”命运就是如此要求我。我出生于平平静静的家庭,那是一个长期以来格外注重正派家风的家庭。

  人们变得如此浮躁,如此爱出风头,连善良、稳重、平等、恒心,以及清静无为、甘于寂寞之类的品德都不复存在了。

  粗糙之物到处都是,平滑之物却连摸也难以摸到。疾病流行,健康者寥寥无几,为恶之事却处处可见。

  把议会可以办到的事拖到现场去办,将头天夜里可以完成的事拖到明天中午,朋友可以干得同样出色的事巴不得自己去干,此类行为皆为名为利而非为善。

  正如希腊一些外科医生利用医术在木板搭成的台上为病人做手术,使过路人都能看见,以此开展业务招揽更多的顾客。他们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也只有靠吹喇叭才能被人理解。手工业者不会犯野心错误,野心勃勃的人所作的努力也与他们毫不相干。有人对青年亚历山大说:“您的父亲给您留下了强大的统治领域,他热爱和平,热爱人民。”

  小伙子羡慕他父亲取得的胜利和他治理国家的公正,但他并不与世无争地享受那世界。

  柏拉图著述里的阿尔西比亚丹斯宁愿在年轻、漂亮、富有、高贵、极有学识的情况下死亡,也不愿在风华正茂之时裹足不前。这样一个有自信的人,这种症状可以原谅。

  志向渺小、心灵平庸、才智低能的人自我陶醉,企图扩大自己的名声,这种人越想昂起头来便越露出自己的不足。做点微不足道的好事,既无分量也无生命力,只能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

  声誉不会如此贱价出卖。难能可贵的表率行为,是容不得微小举动来充数的。如果善行并非困难重重,令人费解,这样的善行就不一定都能引起多大反响。

  享福应同自己的福分协调一致,我们就别心比天高巧取豪夺了。享自己的福更为自然,享乐的层次越低越牢靠。即使不涉及良心问题,我们起码可以拒绝野心。我们蔑视沽名钓誉之辈,此举之低下卑微足以使我们向各式各样的人乞讨。

  市场上能买到的荣誉是什么样的荣誉呢?那是以下流手段而不顾价钱如何低贱而收买的荣光。如此获得荣誉是破坏名誉。只有那些出色而珍贵的人,才不会为此类行为而自豪,他们希望行为的价值与他们付出的代价成正比。

  越是叫得响,越冲淡我对它的肯定。我怀疑良好之目的为叫得响更胜于良好本身,良心一经炫耀,便有一半被出卖了。凡由行动者漫不经心不声不响进行的有益活动,以及由某个老实人认定为有益并将其从无声无息处推出,使其靠自己增光添彩的活动,都更有魅力。

  我只需将效果微小且并不显著的事坚持做下去。革新当然辉煌,但在我们备受折磨而且不得不一味抵抗新事物的今天,革新受到阻挠。“不干”往往与“干”同等勇敢,但“不干”没有“干”显耀。

  在这方面,我价值几乎与一切等值。在这次出任市长问题上,时机符合我的气质,我十分感谢他们。难道有谁会为了让医生有活干便使自己生病?对那些让我们受瘟疫之苦,以检验站自己医术高明的医生,难道不应该受到指责?

  我倒从未有过这种不公正但却相当普遍的心性:即希望这个城市公事混乱,弊病百出,以抬高政府管理的身价,使其更受敬重。

  我真心实意为处理市政事务的方便和简易而尽力。大体上实现了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并且大大超过了我向别人许下的愿:因为,我乐意使我允诺别人的东西少于我能办到的和我愿意办到的,这样去做事,既没有触犯谁也不会留下什么抱怨。

             

4、 自制能力

                    

  导读:痛苦越是强烈,时间则越短,而时间越久,痛苦则越小。痛苦过了头,就会失去感觉,或使人丧命。如果你不能忍受,它就会战胜你。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人通常是对那些事物有看法,而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

  如果人们能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会少一些。如果只因人们的主观判断失误,才使坏事出现的话,这完全是可以改变过来的。这就是说,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如果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不去加以利用,或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呢?如果我们面临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像,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现状的。

  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你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只能提供内容的话,形式可以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这就看你的态度是什么了。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可以随意在我们身上出现,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出现。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像力和判断力。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这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像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现状。

  哲学家皮浪在船上遇到风暴,周围人惊慌失措,他便以一头在船上却无忧无虑的小猪为例,鼓励人们不要害怕。既然我们为有理性而由衷高兴,多亏理性我们才自认为可以主宰君临他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大胆地说,我们身上的理性是为了我们的苦恼而存在的呢?既然知道实情会使我们心绪不宁,坐立不安,使我们还不如那头小猪,那么,了解真相有什么用呢?

  人的智慧有什么作用呢?应该说都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难道我们要把智慧用来毁灭自身,与事物的普遍规律相抗衡吗?事物的规律不就是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吗?

  也许会有人说,你那个规则适用于死亡,但贫困又怎么回事呢?还有痛苦?亚里斯提卜、希罗尼姆及大多数哲学家称痛苦为最大的不幸,有一些人口头上否定,实际上也是这样认为。

  波塞多尼奥斯患了疾病,痛苦万分,庞培来看他,为选择如此不合适的时机来聆听老师谈论哲学而深感抱歉。波塞多尼奥斯对他说:“但愿我的病痛不至于妨碍我研究哲学。”

  他忍着病痛讲了起来,同时也是对痛苦的蔑视。可是,痛苦仍对他大摆威风,不停地折磨他。他喊道:“痛苦啊,如果我不把你当作不幸,你这样岂不是徒劳吗?”

  此事被传为佳话,可是,这对蔑视痛苦又有何意义呢?他不过在字面上去辩论罢了,如果他不够痛苦,又何必中断谈话呢?为何要如此克制自己,不把它称作不幸呢?

  让我们的皮肉相信鞭子揍上去只是搔痒吗?我们的味觉会相信芦荟的味道是葡萄酒的味道吗?不妨借用小猪为例。它确实不怕死,如果你去打它,它就会叫起来,就会痛苦不堪。

  世上任何生灵都怕痛苦,就连树木受到伤害也会呻吟。许多牲畜和人与其说生命遭到威胁,不如说名存实亡。其实,对于死亡,我们所惧怕的主要是死前所遭受的痛苦。

  一位圣人说,“人死后才会有痛苦。”

  我认为死之前或死之后都与死亡本身无关。我们却在做自我辩解。

  我们之所以忍受不了痛苦,是因为忍受不了对死亡的想像,想到痛苦会带来死亡,就更加焦虑不安。但理性又会责备我们懦弱无能,不该为这种突发的、不可避免的、冷漠无情的事担惊受怕,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理由是合理的。

  一切只有痛苦而无其他危险的病痛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病痛。

  牙痛和痛风,不管多么疼痛难熬,因为不危及生命,谁会把它们当成是疾病?我们惧怕死亡,主要是惧怕痛苦。像贫困一样,不过会使我们遭受饥渴、冷热和不眠之痛苦罢了。

  还是让我们来面对痛苦吧!我把痛苦当成是生存的最大不幸,这很自然。我这人对痛苦没有好感,我尽量躲避痛苦,至今我与它尚未有过多交往。然而,我们即使不能消除痛苦,也可以耐心忍受,以求减轻,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仍能做到坚强不屈。

  谁会相信刚毅、勇敢、力量、宽大和坚定呢?如果不再向痛苦挑战,这些品德又有何用呢?“勇敢渴望危险。”

  如果不必露宿野地,全身披挂忍受烈日,以马或驴为食,不必看到自己粉身碎骨,从骨子里拔出子弹,受缝合、烧灼或导尿之苦,我们如何能战胜平庸呢?

  哲人说,在高尚行为中,越是艰难的事越值得做。这与逃避不幸和痛苦完全是两回事。欢娱和快乐,玩乐与轻浮为伴,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幸福,在忧愁中如能百折不挠,反而常常会感到幸福。因此,很难使我们的祖先相信,凭借战争和武力去征服,不如不担风险靠计谋去获胜。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痛苦越是强烈,时间则越短,而时间越久,痛苦则越小。痛苦过了头,就会失去感觉,或使人丧命。如果你不能忍受,它就会战胜你。你要牢记,死亡是最大痛苦的终止,最小的痛苦断断续续,我们能主宰的则是不大不小的痛苦。痛苦,能忍受时则忍受,

  不能忍受时就躲开,结束令我们讨厌的人生,就像退出舞台一样。”

  我们不能耐心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从心灵上获得主要的满足,没有给予心灵足够的重视,而它却是我们状态和行为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身体只是一种方式,一种状态。心灵却多姿多态,它让身体的各种感觉和意志听命于它的状态。

  需要对心灵进行研究和探索,唤醒它的强大活力。任何理性规定和力量都奈何不了它的倾向与选择。

  在它拥有的千姿百态中,应赋予它一种有利于我们平静生活的状态。这样,我们不仅能免受任何冲击,还会以痛苦为乐。

  错误和梦幻犹如一种可靠的物质,可以用来确保我们的安全,使我们获得满足。刺激痛苦和快感的是思想。动物则是抑制其思想,它们身体的感觉是自由的。因此,几乎每一类动物都有相同的感觉,正如我们从它们相似的行为所观察到的那样。

  如果我们不去掌握肢体的裁判权,可以肯定,我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肢体对于痛苦和快乐的感觉就会自然真切,正确适度;如果我们的性格平稳而自然,感觉就不会过度。

  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些规则的束缚,可以充分利用你的想像力,那么就应该设法让想一些让人开心后事。

  柏拉图担心我们陷入痛苦和快乐,因为这会导致灵魂过分依附于躯体,我认为,这会使灵魂和躯体脱离。

  当敌人看到我们逃跑时,就会更加气势汹汹。同样,痛苦看到我们发抖会更神气活现。谁抵抗,痛苦就向谁屈服。因此,应该坚决同它作斗争。退缩和畏惧,会招至毁灭的威胁。身体越结实就越坚强,灵魂也是这样的。

  痛苦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给它的定位,正如宝石的颜色是鲜艳还是暗淡,同接触什么样的背景有关。圣奥古斯丁说得好:“他们感到痛苦,是向痛苦投降的缘故。”

  在鏖战中身受十剑,也不如外科医生一刀来得痛苦。分娩时的痛苦,医生和上帝都认为是很大的,但也有一些种族却认为这很平常。

  可以不去谈论巴达国的妇女,就拿随步兵出征的瑞士妇女来说,你能发现有什么不同吗?她们昨天还怀着孩子,今天就将婴儿挂在脖子上,跑着小步随丈夫行军了。还有散居在我们中间的埃及妇女,怀孕和分娩期间都要躲起来。

  古罗马贵族萨比努斯的妻子也一样,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分娩时无人帮助,独自生了一对双胞胎,没有喊叫,也没有呻吟。斯巴达人偷了东西,怕受羞辱甚于我们怕受惩罚,因此,有一个普通小男孩偷了一只狐狸后,就把它藏到披风里,他宁愿忍痛让狐狸咬肚皮的痛苦,也不愿让别人发现。

  有一个人,在献祭仪式时烧香,香火落进袖子里,为了不扰乱祭礼,宁愿让火烧到骨头里。许多斯巴达人,就为了考验勇敢的品德,在七岁时经常受鞭打,即使被打死,也要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西塞罗曾看到斯巴达人互相厮打,拳打脚踢,还用牙齿咬,直至昏倒才认输。“人的本性从不曾被习俗战胜过,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它只会被我们自己战胜,安逸、快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毒害我们的心灵,成见和恶习削弱和腐蚀我们的心灵。”

  人人都知道左撇子穆西尤斯的故事。他混进敌营,企图杀死敌首领,行动失败后,为了以更奇特的方式谴责自己的行为,也为了替自己的祖国辩护,他向国王波塞纳承认了自己的企图,并说,在他的部队里还有很多罗马人像他一样想杀死国王。

  为了证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他叫人拿来火盆,任自己的胳膊被火烧烤,敌人吓得赶紧下令拿走火盆。

  有一个人在开刀时,还在继续读书。还有一位在受刑时不停地嘲弄和讥笑,搞得刽子手恼羞成怒,对他使出各种酷刑,他都挺住了,从而战胜了刽子手,可他却是位哲学家。

  恺撒的一位斗士,在被人用刀剪切割和针子探查伤口时,始终笑容满面。“哪一个斗士呻吟过?哪一个站着胆小如鼠,倒下时畏缩呢?哪一个倒下后,死前还要回头顾盼呢?”

  在女性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有一位巴黎妇女,为了重新长出更细嫩的皮肤,竟把身上的皮剥掉。还有些人为使声音更加柔和沉重,或使牙齿排列整齐,竟把好端端的牙齿拔掉。

  所以说,痛苦不取决于人的本性,而在于人的看法。如果说视觉不是我们器官中最必需的,至少也是令人愉快的。最有用、最令人愉快的器官似乎是生殖器。不少人仅仅因为它们不可爱而恨之入骨,因为它们太有用而摒弃不用。有人把眼睛剜掉,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一般男人认为,多子是多福,我和少数人却认为没有孩子才是幸福。

  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看法产生的。这种价值会在很多事情上体现出来,要对它们作出评价,不仅要考虑它们,还要考虑我们自己。不要去关注它们的质量、用途,只要关心我们得到它们的代价,仿佛这是它们实质的某个部件,应把我们带给事物的,而不是事物带来的称作价值。

  从这一点来看,人们都是理财高手。

  花费有多大,事物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的看法是决不会作无用的花费的。钻石的价值取决于买卖,勇敢的价值取决于困难,虔诚的价值取决于痛苦,良药取决于苦口程度。

  有人为了变成穷人,把所有的钱财扔进大海,可很多人为了发财却在同一个海上四处搜索。伊壁鸠鲁说,富裕并不意味着轻松,而是在不断变换生财之道。

  的确,产生吝啬的不是贫穷,而是富裕。

  就拿我来说,童年结束后,曾经历了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历时二十年,生活来源主要靠别人的拨款和赈济,这是不稳定的,无规则的。

  那时候,花钱完全取决于这些来钱的偶然性,因而也就无忧无虑。

  我从没有比那时更好的境况。朋友们的钱包为我敞开,我确定了还债的日期,规定自己把按期还债作为必须做的事。朋友们发现我真是无能为国时,都明白我在努力,就只好一再延长债期了。

  在朋友们眼里,我勤俭节约,诚实可靠,不会骗人。

  我真的感到还债的乐趣,仿佛肩上卸下了一个讨厌的重负和受奴役的象征。

  我也感到,正确的行为和取悦别人会给我一种满足感。那些需要讨价还价和编造故事的付款排除在外,因为,如果找不到为我讨价还价的人,我宁愿羞愧地、不公正地延长付款,也不愿亲自讨价还价,我的性格及说话方式都不适合这样去做。

 没有比讨价还价更令我厌恶的了。这纯粹是一种弄虚作假和厚颜无耻的生意经:双方经过一小时的争论,其中一方就为了五分钱的利益而放弃誓言。

  我那时借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因为我不好意思当面提出要求,总是写信去碰运气,信写得很随意,很容易遭到拒绝。我被需要所迫,根据我的预见和感觉去借债,但当时我摆脱了需要的控制,重新振作起来后,会感到更加快乐,更加自由。

  财产管理人会认为,这种生活不确定,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不明白,许多人都是这样生活。不论过去和现在,多少老实人放弃手中确定的东西,而去向国王或机遇寻找毫无把握的恩宠。恺撒为了成为恺撒,不仅倾家荡产,而且举债百万黄金。多少商人变卖地产,开始到印度去做生意。

  他们不知道他们赖以为基础的东西是什么,这也就和偶然事物一样不确定,有风险。尽管我有二千埃居的年金,我仍清楚地看到贫困,它总在和我作对。因为在巨富和赤贫之间往往没有折中,命运会穿过我们的财富,为贫困打开成百个缺口。

  命运会推翻我们所有的防御堤坝,由于种种原因,贫困不仅与穷人有关,也会在富人家里安营扎寨。或许贫困单独存在,要比与财富共存时令人舒服些。财富与其说来自收入,不如说全凭有序管理:“人人都是自己财富的创造者。”

  一个缺衣少食、忙忙碌碌的富人要比单纯的穷人更可怜。“生活在财富中的穷人最痛苦。”最强大的最富有的君王往往会陷入极端的需要之中,难道还有比成为暴君和不公正地侵吞臣民财产更极端的事吗?

  我经历的第二种状况是有钱。我对钱紧抓不放,很快就有了可观的积蓄。我认为除了正常收入,积蓄不能算作拥有,可望的收入希望再大也不能引以为荣。万一发生意外呢?由于这种空幻而古怪的想法,我装出精明的样子,开始积钱以备不测。

  有人向我指出,不测防不胜防,我还振振有词地回答,即使不能以备所有的不测,也可以用来应付一些事情。

  不能说我存钱就没有忧虑,至少我得保守秘密。我敢于谈论我自己,谈钱时从不说真话,就像其他人,有钱时哭穷,没钱时装富,从不真诚地公开自己的财产。

  外出旅行时,总觉得自己考虑不够周密。钱带得越多,忧虑也越多,常常担心路途不安全,常常害怕随从人员不可靠。我和其他人一样,行李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把钱箱留在家里又会疑神疑鬼,忧虑重重,更糟糕的是,这些想法又不能说给人听。

  人在旅途,心却系在家里的钱箱上。说到底,守钱比挣钱更难。即使我不能完全照说的去做,也很难阻止自己这样做。  

  我认为所得甚至一无所获,因为设法多花钱,对我也是沉重的压力。正如彼翁所说:无论是有发者还是秃头,给他们拔头发都会引起不快。一旦习惯了金钱,并把你的幻想集中在钱堆上,金钱就不再为你服务,你就不愿再花一分钱,好比一座房子,碰它一下,就会引起全身震动。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会动它的。

  从前,我当衣服,卖骏马,无拘无束,毫无遗憾。自从我有了钱,就把它束之高阁,轻易不打开心爱的钱包。我们不断壮大财富,增加数量,可悲地放着财产不去享受,而是把它们看管起来,不动分文。

  照这方式,那些看管城门和和银行的守门人便是最有钱的富豪了。

  柏拉图将有形的财产分成健康、美丽、力量和财富几种性质。他认为,不盲目敛财聚富,人就不盲目,而是看得清了。

  在这点上,小狄奥尼修斯做得就很漂亮。有人告诉他,一位锡拉库萨人将一财宝藏于地下,于是小狄奥尼修斯便叫那位锡拉库萨人把财宝带给他。后者这样做了,但偷偷留下了部分,并带着它们到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他那攒钱的癖好丧失殆尽,花钱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小狄奥尼修斯得知此事,便派人把另一部分财宝还给了他,并说既然那人已学会如何花钱,我心甘情愿把剩下的还给他。

  有好几年,我也是这样,也不知是哪根神经让我摆脱了守财的想法,就像那个锡拉库萨人一样,想把我的积蓄统统花光。这个念头的产生,归功于一次花费颇大的旅行,因为我尝到了花钱的乐趣。从此,我开始了第三种生活方式,当然更快乐,更有规律:我量入为出,当然,有时花得多一些,有时收得多一些,两者很少脱节。

  我也是安于日常需要的人。非日常的需要,那是世界上所有的储备也无法满足的。指望命运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武器来同它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们要用自己的武器同它抗争。不测事件最终会将我们出卖。

  我存钱只是为了买些什么,不是为了置办地产,这对我毫无用处,而是为了买快乐。“不贪买,便是财富,不购买,便是收入。”

  我不怕没有财富,也不再想增加财富。“富裕是财富的产物,满足是富裕的标记。”

  我庆幸自己,到了该吝啬的年龄却能改邪归正,摆脱了老年人的这一通病,也就是摆脱了人类最可笑的弊病。

  弗罗雷曾经历过两种命运,他觉得,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刺激吃喝、睡觉和拥抱妻子的欲望,他还感到管理钱财是个讨厌的任务,沉重地压在肩上,正如我的亲自体会一样。因此,他决定让一位对他忠心耿耿并且渴望发财的穷朋友高兴,于是把自己多得用不完的财富全部送给这个青年,包括继续从他慷慨的主子居鲁士那里获得的以及在战争中日积月累的财富,但他要求这位青年像款待客人和朋友那样供养他,管他吃住。

  我要称赞一位老高级教士的冒险做法。他把自己的金库、收入和投资交给他选定的仆人或其他人照管,多少年来,他就像一个外人,全然不知自己的财务情况。相信他人正直,同时也证明自己正直,上帝一定会赞扬的。至于这位教士,没有哪家的财务有他家的管得好。一个人如果能这样合理安排,使自己的财富既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用为分配或管理财富而中断其他重要事务,干起来也是心安理得,随心所欲。

  富裕和贫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看法,财富、光荣、健康也不像拥有者所说的那样美好和快乐。是好?是坏?这全凭自己的感觉,对自己满意的人才会高兴,而不取决于别人是不是对你满意,只有这样,看法才真实可靠。

  财富对我们既无好处亦无坏处:它只给我们提供物质和种子,而我们的心灵却是幸福或不幸的唯一缘由和主宰,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和使用财富。

  外部附加物的气味和颜色来自内部构造,正如衣服可以暖身,但热量并不来自衣服,而来自我们本身,衣服只是用来维持和增加热量。如果拿去盖在冰冷的物体上,它对寒冷也同样起维持作用。

  苦读对于懒汉,戒酒对于酒鬼都是一种折磨。

  俭朴对于纵欲者来说是苦刑,锻炼对于体弱多病和游手好闲者是体罚。事物本身并不痛苦也不艰难,是人类的脆弱和无能导致痛苦和艰难。

  要判断事物是否伟大、高尚,就得有伟大和高尚的心灵,否则,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事物的。一支笔直的桨在水中看起来似乎是弯曲的,这就需要我们不但要看到事物本身,而且要有看待事物的方法。

  许多论述从不同侧面劝说人们蔑视死亡,忍受痛苦,为什么我们不从中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呢?我们想了许多奇妙的方法,去说服别人不要惧怕死亡和痛苦。

  为什么我们自身不根据自己的性情选择其一呢?如果你忍受不了烈性药和创口洗涤剂来根治病痛,至少可以服用镇静剂来减轻痛苦。

  可以这样说,有一种懦弱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偏见,在控制着我们对痛苦和快乐的态度。当一个人心灵软弱无力时,连被蜜蜂蜇一下都会大叫,这说明什么?说明了自制力问题。

  

5、 个人主义

                             

  导读:个人主义观念是早期基督教徒屈从政治的一种安慰。只要我们摆脱了有关美好人生的狭隘的观念,个人主义的观念也就不存在了。人们拥有了自制能力和同情心,才能拥有美好人生。

 

  个人主义是传统宗教的缺点,这个缺点与道德有关。

  从传统上来看,宗教生活好像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对话。遵从上帝的意志,便是美德,这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完全不必考虑社会情况。

  新教徒发展了这一观念,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可以感悟到。这种独立灵魂的个人主义,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曾有其价值。在当今社会,我们所需要的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幸福观。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灭亡之时,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并被归入一个非个人的庞大体系。在公元的头3个世纪中,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无法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接受这样一种信念,就是个人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是可能完善的,而美好的人生则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

  当柏拉图描述美好人生时,他描述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社会观。他已习惯于共和国的公民义务,政治责任被他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希腊式的自由丧失后,禁欲主义随之兴起,它对美好人生具有个人主义的观念,这一点像基督教,不像柏拉图的学说。

  我们这个民主时代,应当在自由的雅典找到更为适当的道德。印度的政治状况与基督时代犹太的状况很相似。在那里甘地宣传一种很像基督的道德,并受到彼拉多的业已基督教化的继承者的猛烈抨击。但是极端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个人的拯救,他们渴望民主的拯救,他们开始寻求西方的自由民主。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由于基督的影响,他们的探求还缺少足够的勇气与自觉 性,并且还受到个人拯救的信念的阻碍。

  美好的人生需要许多社会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这些知识,只有在政府或富豪致力于它的发现与传播的地方才会存在。例如,癌症的扩散是令人恐怖的,我们怎么办呢?由于缺少知识,目前还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这种知识如不通过权威研究,是不大可能获得的。

  再比如,科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知识,应当是所有人想得到就能得到的,这需要政府的精心安排,而不是改变宗教信仰就能奏效。还有对外贸易,少了它,一半英国人都会饿死。如果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就很少有人能享受美好人生了。

  人生有好坏之分,世界是一个集体,那些自命能独立生存的人,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寄生物。

  个人主义观念,是早期基督教徒屈从政治的一种安慰。一旦我们摆脱了有关美好人生的狭隘的观念,个人主义的观念也就不存在。

  正统的基督教认为,美好的人生是有道德的人生,道德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是通过良心的声音转达给每一个人的。

  这个观念认为,人们的观念应服从于外来的独断。

  除了道德,美好的人生还包括许多别的东西,例如智慧。良心是靠不住的向导,因为它是由儿时听到的训导的模糊回忆构成的,它决不会比它的保姆或母亲更高明。

  要过上最完全意义的美好生活,一个人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朋友、爱情、孩子、足够的收入、健康和充满兴趣的工作。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并为政治事件所左右。

  美好的人生只能存在于美好的社会中,否则不可能十全十美。

  某些好的东西,如艺术、科学和友谊,的确能在贵族社会昌盛起来。它们会存在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它们也存在于以剥削为基础的当代。但是,那种充满同情或仁慈的爱,在贵族社会里却不能自由存在。贵族深信,奴隶或无产者或有色人种是下等人,他们受苦是理所当然的。

  斯文的英国绅士,鞭打非洲人如此之狠,导致他们经过数小时难以言喻的痛苦之后便死去。虽说这些绅士受过良好教育、懂艺术、善谈吐,我仍不能承认他们有美好的人生。

  人性所给予的同情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绝不是目前这种限度。在一个提倡民主的社会里,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

  贵族理想中所包含的同情限度是对它的谴责。拯救是一种贵族的理想,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无论个人拯救的定义怎样解释和扩展,都不能作为美好人生的定义。

  个人主义拯救的另一特点,是它产生于一种突变。有如圣保罗的转变。雪莱的诗可以为例:当每个人都得到改造,伟大时代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刻便会到来。

  人们会说,诗人算不上大人物,诗人的思想并不重要。但我相信,绝大多数革命领袖都具有类似雪莱的思想。

  他们认为,苦难、残忍和腐败,都应归咎于暴君或资本家或德国人,如果这些祸根被铲除,人心就会转变,人们便能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他们热衷于战争。幸运的是那些遭到失败或死亡的人,而不幸的却是那些获胜的人,因为他们都变得悲观失望,他们的一切希望统统成了泡影。他们产生这些希望的根源是这样一种基督教教义,即突变是生存之路。

  革命并不是不需要突变,但它不是到达太平盛世的捷径。

  实现美好的人生,无论个人或社会,都是没有捷径的。人们必须拥有智慧、自制和同情,才可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一个逐渐改良早期训练、教育实验的问题。要让人们相信,马上改良的可能性只是急躁情绪,逐渐改良的方法,才是未来科学所能办到的事情。

 

6、 人的行为

       罗

   导读:大多数人在心灵深处,都对毁灭怀有无法消除的恐怖,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人。富人害怕有人没收他们的资产,穷人则担心失业或生病。

 

  道德家的目的,是改良人的行为。

  但我不赞美道德家所希望的个别改良,和为实现改良所采用的方法。他们表面的方法是道德的告诫,真正的方法是经济的赏罚。自萨沃纳罗拉以来,信仰复兴运动者的影响总是短暂的。后者却收到很好的效果。它使男人宁可临时嫖妓,也不愿有永久的情妇,因为他们必须采取最易隐瞒的方式。它造就了大量从事危险职业的人,并使花柳病广为流行,这并不是道德家所希望的.

  人们的行为所以有害,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有不良的欲望。当我们从社会观点论述不良的欲望时,可以定义为有损害他人欲望倾向的欲望.更准确地说,损害他人的欲望多于帮助的欲望.

  普通男女身上,都存有某种程度的坏心。对敌人的恶意和对他人不幸的窃喜。这坏心通常是掩饰在漂亮的言词下的,约有半数的传统道德作了它的掩饰外衣。道德家想要改良我们行为的目的,就必须正视这种坏心。它的表现形式,有上千种:人们传播和相信丑闻时的欢心,白人对黑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欧战期间老妇人和教士向青年诉说服兵役义务时的情形。甚至儿童也可能成为肆意虐待的对象.大卫·科波菲而和奥利维·特威斯特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

  这种活跃的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如果世界要改良,它是最需要改变的。这原因与战争的联系,也许比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还要多。

  对于避免坏心的原因,我认为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生理的。

  现在的世界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以你死我活的竞争为前提的.欧战的争论点是,究竟是德国的还是协约国的孩子应当死于贫困和饥饿。

  大多数人在心灵深处,都对毁灭怀有无法消除的恐怖,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人。富人害怕有人没收他们的资产,穷人则担心失业或生病。每个人都在疯狂地追求“安全”,认为只有制服潜在的敌人,才能达此目的。

  人恐慌的时候,暴行最普遍最残酷。各地的反动分子都求助于恐怖:在英国,求助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在法国,求助于对德国的恐怖,在德国,求助于对法国的恐怖。

  所以,防止恐怖应当成为道德家的主要事情之一。可从两方面入手,即增加安全和培养勇气。恐怖是一种不合理的情感,不是对于可能的不幸的合理预见。当剧院失火时,理智的人对于灾祸的预见与惊慌失措的人一样,但他所采取的方法,可能会减少灾祸的损失,而那惊慌失措的人,会增加灾祸的损失。

  1914年以来的欧洲,很像失火时惊慌失措的观众,他们需要的是镇静和可靠的指挥,以使大家脱离险境,而不致在此过程中彼此践踏。维多利亚时代,不管它何等虚伪,却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那时支配人们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怖。

  凡是能增加安全的东西,都会减少残酷。这适用于预防战争,无论是借助于国际联盟或利用其他什么.适用于防止贫困,适用于通过改善医疗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来增进健康,也适用于以种种方式减少那种潜伏在人心灵深处的恐怖。

  用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另一部分人安全,如法国人以德国人为牺牲,资本家以劳动者为牺牲,白种人以黄种人为牺牲,这都是毫无益处的。

  这类方式只会增加统治集团的恐怖,他们担心正义的愤怒会导致压迫者的反抗。只有正义才能产生安全,我所讲的“正义”,指的是承认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

  除了为了获得安全的社会变革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减少恐怖的办法,即能增加勇气的社会制度。勇气在战斗中很重要,人们很早就发现了一种用教育和饮食来增加勇气的方法。

  军事上的勇气是统治阶层的特权,斯巴达人的勇气多于奴隶,英国官员的勇气多于印度平民,男人的勇气多于女人等等。在许多年以前,勇气曾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统治阶层勇气的每一次增加,都相应地增加了被压迫者的负担,也增加了压迫者的恐怖,这就导致残暴的因素始终不减。

  勇气必须民生化,才能使人变得富有人道主义色彩。

  那些从事参政运动的妇女表明,她们所具有的勇气,决不在最勇敢的男人之下.这种勇气对她们赢得选举权至关重要。在欧洲战争中,普通士兵所需要的勇气与军官一样多,甚至在将军之上。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的确不乏勇气,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这已为他们革命前的经历所证明。

  在日本,尚武精神从前为武士所独有,但征兵制已使所有男性公民需要勇气。

  半个世纪以来,列强做了大量工作,使勇气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将会比现在大得多。

  战斗中的勇气,绝不是勇气的唯一形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还有面对贫穷时的勇气、面对嘲笑时的勇气、面对自己人敌视的勇气。这些勇气,连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少得可怜。面临危险时冷静思考的勇气,以及控制无谓的恐惧或愤怒行动的勇气。这都是教育可以获得的。

  各种勇气的培养,由于良好的健康、结实的体格、充足的营养以及生命基本行动的自由发泄,而变得较为容易。勇气的生物来源,可以通过对比猫与兔的血液来发现。科学在增加勇气方面是没有限度的,如历险、体育和适当的饮食,这些东西,上层阶级的子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但迄今为止,它们大体上还是富豪的特权。

  社会贫困阶层中,目前受到鼓励的勇气,是命令下的勇气,而不是那种含有主动性和领导意识的勇气。当那些能产生领导意识的品质普遍化时,就不会再有领袖和追随者,民主政治也就实现了。

  恐怖并不是坏心的唯一来源,妒忌和挫折也是其来源之一。

  跛子和罗锅的妒忌是恶意的来源,在性方面受挫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妒忌心很强,通常人们采取的形式,是对幸运者进行道德谴责。革命运动的动力大都源于对富人的妒忌。吃醋是妒忌的特殊形式,爱的妒忌。

  人们没有办法对付妒忌,除非使妒忌者的生活变得快活和充实,并在青年时代提倡集体创业的思想,而不是鼓励竞争。最可怕的妒忌形式存留于那些在婚姻、子女或事业方面不如意的人身上。这类不幸,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大都可以避免。

  历史上,有许多将军彼此妒忌,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增加对方的声誉。同一党派的两名政治家,或同一流派的两名艺术家,肯定会相互妒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使竞争者无法伤害对方,胜利只能取决于更优异的成绩。

  画家对竞争者的妒忌没有多少危害,唯一有效的对付办法,就是画出比对方更好的画,所以他不大可能去毁掉对方的画。

  在妒忌不可避免时,应当利用它来刺激人们去自我努力,而不是去阻碍对方的成功。

  科学能增加人类幸福方面,不限于减少人性中两败俱伤,而能减少被我们称之为“恶的”方面。科学在增加美好的因素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是没有止境的。卫生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与18世纪任何阶级或民族相比,我们寿命毕竟长了。

  如将这些知识更广泛地应用起来,人们将比现在更加健康。未来的发现,可能会加快这方面的进程。

  迄今为止,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自然科学,但在将来,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很可能远在它之上。当我们发现性格如何依赖于生理状况时,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克隆出许多让我们称赞的人。

  智慧、能力、仁慈,所有这些东西,无疑都可因科学而改变。只要人们充分地利用科学,在创造美好世界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是永无止境的。

  

         

7、 腐败问题

     

  导读:腐败的时代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时代。以恶为乐,这是现在才创造出来的。腐败的人们很风趣,也喜欢诽谤。他们知道,人们相信一切好话。 

 

  人们注意到,社会上必然出现的腐败现象有如下征兆: 

  第一,出现腐败,形形色色的异端成见大行其道,而民族至今的整体信仰反而苍白无力  了。成见就是自由思想,谁为成见所左右,谁就选择某种被他人认可的形式和公式。他让自己有权选择。与信教的人相比,持有成见的人在人格上要高得多,存在成见的社会就是一个拥有众多特殊个体、对特殊事物感兴趣的社会。因此,成见相对信仰来说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迹象,表明人们的思考能力进一步解放,并且有要求思想自由的权利。

  崇尚古老宗教的人也在指责腐败现象了,但又发表许多言论,对那些最自由的思想家的成见进行恶意中伤。 

  第二,人们因为社会衰退而指责发生腐败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对战争的赞誉以及战争的兴趣明显低迷,人们追求生活的舒适,就像当年追求武士的功名和体育竞赛的荣誉一样。然而,人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那些古老民族在战争和体育竞技中得以辉煌展现的精力和激情几乎荡然无存,已转化为私人的激情了。在腐败社会里,一个民族耗费的精力比任何时代都多。这在当时不大可能,因为那时人们还不够富裕!“衰败”的时代就是这样:悲剧的上演无处不在,伟大的爱与恨层出不穷,知识的烈焰只面对上帝。

  第三,人们好像是在对责备成见和衰落做补偿,惯于对腐败时代说什么:这时代比较温和、宽松。相对古时自信而强盛的时代而言,其残酷性已经锐减。我无法同意这种赞扬,也不同意那种责备,我认为,社会的残酷性现在已文雅化了,它的古老模式显然违背了时尚,然而,用语言和眼神造成的伤害、折磨却达到极致。以恶为乐,这是现在才创造出来的。腐败的人们很风趣,也喜欢诽谤。他们知道,除了匕首和突袭外,还有别的杀人手段;他们知道,人们相信一切好话。 

  第四,当道德衰落时,首先会涌现出被人们称为暴君的人物。他们是先驱,是个体中早熟的佼佼者,只须稍等片刻,这些果实就在民族之林中成熟。 

  当腐败登峰造极,并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恺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他为自己充分利用了这精疲力竭,

在恺撒时代,个人普遍成熟,因而文化极盛,硕果累累,这倒不是因为恺撒的缘故,尽管文化人中的翘楚向恺撒谄媚说,他们的一切均系恺撒所赐。

  这些人需要外部的安宁,因为他们内心混乱不堪。在这样的时代,贿赂及背叛层出不穷,因为对不久才发现的自我之爱远比对古老而衰弱的祖国之爱强烈,面对动荡不安的命运要稳定自己,这种需要使得高贵者伸出双手愿意接受有钱有势者向他们手里倾倒黄金。  现在,很少有人展望未来,人们都为今天而活,这种心态使骗子有空子可钻,玩弄一些容易得手的伎俩。人们极易为今天而受骗或受贿,而把未来留给道德!众所周知,这些只为自己私利的个人比统治者更关心眼前,对自己和对未来同样无法预计。他们也喜欢同拥有强权的人物结合,相信自己有办事和打听情况的能力,而这能力在普通人那里既得不到理解,又得不到好处:专制者或恺撒也能理解个人的权利,哪怕个人有不法行为,他们也有兴趣为一种勇敢的私人道德说话并伸手援助。

  专制者也是用拿破仑一次堪称经典的讲话来看待自己的:“人们对我的一切指控,我有权用‘这就是我’来回答。我是置身世外的,不受任何人的制约。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我的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能找到我的幻想,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中的幻想。”

  拿破仑有一次对妻子说,她有理由怀疑丈夫对婚姻的忠诚。

  腐败的时代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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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名利 创建于 2012/3/2 21: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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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名利
作者:
杨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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