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热爱命运

如果人的生命从所有欲望、艰辛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就会顺心如意,他们也会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尽管他们不会因此毁灭,却会表演出肆无忌惮的愚蠢,甚至走向疯狂。每个人在任何时候有一定的焦虑、痛苦都是必要的。如果航船没有压舱物,就不能保持平稳,也不能照常行驶。

 

1、 别忌妒他人的命运

       叔本华

   导读:拿自己的命运与别人的幸运相比,是一种自我折磨。许多东西一旦失去就难以复得,无论是财产、健康、朋友、妻儿等,通常只有在我们失去它们时才意识到它们的价值。

 

  我们应当把忌妒当作幸福生活的大敌,像压抑制止恶念一样熄灭它。这是塞涅卡给我们的忠告。就像他说的那样,“拿自己的命运与别人的幸运相比,是一种自我折磨,如果能避免这一点,就会满意自己拥有的一切,如果别人生活得比我们好,也要想到有多少人身陷窘境呢。”

  当真正的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时,最见效的安慰是想到还有比我们遭遇更不幸的人;其次是想到世界上那些与我们处于相同命运的人,他们分担了我们的不幸和灾难。

  如果我们遭到别人的忌妒,就应当永远记住:没有哪一种仇恨像忌妒引起的仇恨那样难以和解,应小心谨慎,避免遭人嫉恨。就像其他形式的不幸一样,由于后果的严重性,我们也不要玩弄可恶的忌妒之火。

  社会上的贵族有三种类型:

  一是出身和地位上的贵族;

  二是财产上的贵族;

  三是精神上的贵族。

  真正高贵的是第三种,人们都会认识到它有荣居首位的资格。像弗雷德里克大帝这样卓越的国王也承认,大臣和将军们都要屈位于内侍之下,伏尔泰却享有与国王和皇室人员同坐一桌的特权,弗雷德里克大帝对其内侍说:“精神上的出类拔萃是至高无上的。”

  这三种类型的贵族都置身于忌妒艳羡的人群中,不论你属于哪一种,都会遭到隐秘仇恨的攻击,除非由于恐惧的威慑,否则,他们就总会担心你比他们优越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安,往往会使他们对现实存在的人们的忌妒心理暴露无遗,正是这样,你才会认清他们的面孔。

  如果价钱遭人忌妒,就应与心怀妒意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联系。这样,在你与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好泰然自若,如果地迎战他们的攻击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办法。

  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这样做的。三种贵族之间通常是彼此相安、和谐共处的,他们之间不存在忌妒,因为他们的优越性会导致一种均衡。

  在你将计划付诸实施前,往往要经过周密而审慎的考虑;但即使经过深思熟虑,人类本

身的不完善性也会造成种种局限。因为各种意外情况,比方说无法预见的事故常常会突然发生,使你的精心谋划落空。

  如果作出决定并开始工作,就必须坚持到底并做出成绩——既不要让新的想法干扰已经作出的决定,也不要对可能遇到的危险顾虑重重,而应让你的思想完全摆脱这些问题,要相信你已经以适当的时间对这些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

  如果你失败了,也是因为人类事物本身就是充满侥幸和失误的游戏。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也需要守护神的忠告,这说明人类理智不能完全胜任它所承当的重担。

  有种说法:当不幸和灾难降临在职我们身上时,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应由我们自己负责。当然并非每次都这样。这好像与人们为逃避不幸而竭尽全力的努力有很大关系,由于他们唯恐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会暴露他们应承担的责任,他们总是对面临的灾难抱乐观的态度。

  在灾难已发生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就别再后悔当初了,也不要去想可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避免它了。因为这种反省只会增加自己的痛苦而使之无法忍受,而使你变成一个自我折磨的人。我们还是学学大卫国王吧,他的儿子生病卧床不起时,他连续不断地祈祷,恳求耶和华让他儿子痊愈。但当他儿子死去时,他却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也就不再多想这事

了。如果灾难降临时我们不保持无忧无虑,就只能求安慰于宿命论了。

  我们要清楚地明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这一忠告怎样地真实可靠,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当你的灵魂得到解脱,获得片刻安宁时,这一忠告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当你的不幸来自你自己的轻率或愚昧,或部分

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导致时,考虑怎样去避免它们却是有益的。

  经常反省思考,将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完美。如果我们发现了错误,就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文过饰非,托辞辩解,应承认错误,认清这些错误所导致的恶果,以便杜绝这类错误的重犯。

  在关于幸福与痛苦的所有事物中,应当注意的是:不要受幻想的驱使去建构那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要立即推倒它们,这代价是昂贵的。

  不要在想像子虚乌有的灾难时伤心难过。如果这是些纯属虚构的或可能性很小的灾难,就要立即从梦幻中清醒,认识到事物的全部只是一种幻觉;我们将更加热爱现实生活,幻象可能会告诫自己:还存在着发生不幸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并不是想像力所钟爱的玩物,只是我们在百无聊赖之际构思的空中楼阁,它总是呈现出一幅令人愉悦的画面。那种可能产生可怕梦魇的事物,才真正是威胁我们的灾难,尽管它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想像使我们透过虚幻的一幕去看待可能发生的灾难,从而使它们显得比现实中的灾难更严重,更可怕。这种奇特的梦幻,不像美梦那样醒来便可使人摆脱,因为美梦很快就会在现实中破灭,至多留下一丝淡淡的希冀。

  如果我们沉湎于悲观沮丧中,幻觉就会产生,幻觉总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到,我们常常不能估计可能性的精确范围,便自我折磨起来。在这里,我们不应发挥想像,因为,想像不是判断,它只能产生幻觉,而这些幻觉只会导致一种无益的、甚至是极端痛苦的心情。

  我认为人尤其要注意的是夜晚。因为黑暗使我们胆小如鼠,感觉到处都有幽灵在游荡,这就像思想愚昧晦暗时产生的情景,那忽明忽暗、摇曳不定的灯光常常让人感到危机四伏、胆战心惊。

  在夜晚,当我们思想松弛,判断力衰退时,才智也会变得迟钝,容易产生混淆,

无法把握事情的本质,此时,如果我们思考关于个人利益的事情,这事情也许就会以一种危险而恐怖的形象呈现出来。黑夜使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纱幕,使人不明就里。这就是我们在入睡前或似睡非睡时,思想混乱是非颠倒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思想专注于自己的事情,通常会很可怕。

  早晨,所有这些恐怖都会像梦幻一样消失殆尽。就像西班牙谚语说的那样:夜晚是五彩缤纷的,而白昼是无色透明的。

  黄昏,只要点燃烛光,思想就会像眼睛那样,而不像白天那样,这时不宜进行严肃的沉思,思考令人不快的问题。只有清晨才是沉思的恰当时机,也应竭尽全力,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早晨是一天之始,万物都那么清新而富有生机,我们会感到自己强健有力,各种能力运用自如。

  要珍惜早晨的宝贵时光,不要贪睡懒觉,不要把早晨的时光空耗在无益的事务或无聊的空谈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晨时光是生命的本质。每一天都是一次短暂的生命:万物苏醒,再次获得新生,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初始,尔后万物都要静止安息,睡眠就像是一次暂时的死亡。

  健康、睡眠、饮食、温度、气候、环境等,外在条件会对我们的情绪甚至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及行为举止,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我们千万要珍惜愉快的心境,它是很难得到的。

  关于我们的周围世界,我们不可能任意形成新的观念或自由发挥独创的思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个人事务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已经决定预先考虑并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但我们却未必能不失时机地把握它。因为,思绪经常会在没有外在契机的刺激下突然活跃起来,可能会以强烈的兴趣狂热地任其在头脑里驰骋,而难以自制。

  这种对想像的抑制,会阻止我们的记忆之舟,不让其驶向那令人痛苦的往昔,或冲淡我们曾蒙受的伤害、不公正、侮辱、蔑视和烦恼等;这样便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开始新的生气勃勃的生活,而那些可恶的情感,尤其是侵扰和败坏我们品性的愤怒和怨恨的情感,都会被彻底深埋。

  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勒斯在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中说:在每座城市里,普通市民总是与那些富有而高雅的显贵们相邻而居,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高贵或威严,人人平等了。

  因为在他们的本性深处都有各种粗俗的欲望,形同动物。听凭民众造反或任其在暗地里蛊惑人心,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这种情形就是由那种想像力的爆发产生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不顺心,不论它来自我们的同伴还是周围的事物,都会被夸张为巨大的烦恼和痛苦,从而使自己落入智穷才尽、不知所措的境地,对那些令人不快的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则要明智得多,只有这样,我们遇到困难时才会应付自如。

  如果你把一个小物体放在眼前,就会挡住你的视线,使你无法看见这个世界。同样离我们最近的人或事物,尽管他们微不足道,却有一种遮掩力,可恶地占据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无暇顾及那些严肃的问题和重要的事情,我们应尽力抵制这种倾向。

  我们看见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事物时,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唉,如果这是我的该多好!这时,我们往往深感自己的匮乏。相反,如果我们经常把自己置于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这不是我的就好了。

  我认为,我们有时应以这样的观点看待自己的所有物,即一旦失去就难以复得,无论是财产、健康、朋友、妻儿或我们所爱的人、马、狗等,通常只有在我们失去它们时才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无疑,我们将成为胜利者,并因此而立刻获得更多的愉悦,我们还将竭尽全力以防失去它们。

  我们常对未来寄的希望,预测将来大功告成,并借此驱散心中的忧郁和愁闷,这是一个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过程,其中不乏幻想和错觉。一旦这些美好的希望被残酷的现实取代,我们就会陷入绝望。

  如果以可能发生的不幸作为反省的主题,好处就大得多,因为这样,我们就为自己提供了防范的措施,并且,如果灾难不出现,更侍候 令人喜出望外。当我们度过一个令人焦虑的时期后,总是感到一种显著的精神上的升华。偶尔地考虑一下可怕的灾难也是有益的,因为有些灾难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已经发生了。这样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灾小难就容易承受了。这也是我们回想那从未发生的灾难时聊以自慰的东西。

  吸引注意力的事物,无论工作要务或寻常琐事,都是千姿百态、形形色色的,如果单独从非固定的次序或关系看,它们表现为一个反差强烈的混合体,并不雷同。不仅如此,它们影响我们的方式也是特定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与思想的种种问题协调一致,在我们心中这些思想与思想的问题引起的忧虑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相应的不一致。当我们着手做一事情时,第一步就是将注意力收回,使我们及时地处理每一件事,无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它,都要排除任何杂念的干扰。这样一来,我们的思想就仿佛被分别置入许多小抽屉内,我们既可经常打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又不侵扰其他。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从沉重的忧思中解脱出来;否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忧虑就会干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对某一重要事务的关注可能忽略了许多偶然发生的小事。对每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被个人事务和世俗烦恼纠缠而不能自拔,从而排斥更有价值的事物。

  因为这样,自制才是必要的,没有自利,我们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个人都不得不服从于周围的环境,自制就不那么困难了。缺乏自制,任何形式的生存都不可能。适当的自制可以预防来自他人的巨大的强制,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免受外部力量的制约,就像我们不能没有自制一样。塞涅卡说,服从理智就是使万物从属于你。自制也是我们自身力量的体现。如果我们遭受不幸,我们也能缓和、减轻其严重性。如果有人要运用强制手段而无视我们的情感,他就会冷酷无情地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限定我们的希冀,抑制我们的欲望,缓解我们的愤怒,个人所能得到的仅是他应具有的极少部分。

      

2、 人生的欲望

       叔本华

  导读:在人生的欲望中,因为有名利问题存在其中,所以说痛苦会渗入到每个角落,发展为与生命本身不可分离的需要欲念,如果把这些痛苦看是偶然的结果,那是很荒谬的。

  

  我们要清楚一点,这就是每一个不幸降临时,都是例外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不幸却是必然的。

  大多数哲学体系宣称,就其本质而言不幸是消极的。我却认为不幸是积极的,它使人们能够感到它的存在。莱布尼兹竭力维护“不幸是消极的”这一荒谬观点,他企图用显而易见而又毫无价值的诡辩来加强他的论点。幸运才是消极的,换句话说,幸福和满足隐含着某种欲望的实现,即某种痛苦结束的状态。

  我们得到的快乐通常不如我们期望的称心,相反,我们遭遇的痛苦却比我们预料的更深重。

  在这一世界上的快乐超过痛苦,快乐和痛苦之间总有某种平衡。如果你想验证这种说法,不妨比较一下两种动物各自的感情,其中一只正吞噬着另一只。

  在任何不幸和苦难中,一想到别人处在比自己更恶劣的环境中,你就仿佛用了一剂最好的安慰药。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命运。

  我们就像田野上的羔羊,在屠夫的注视下恣意欢娱。为了美餐,屠夫宰杀一条又一条可怜的生命。在我们欢悦的日子里,我们对不幸不了解,而命运却可能已为我们准备了疾病、贫困、残废、视力或理性的丧失等。

  如果人的生命从所有欲望、艰辛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就会顺心如意,他们也会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尽管他们不会因此毁灭,却会表演出肆无忌惮的愚蠢,甚至走向疯狂。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一定的焦虑、痛苦、烦恼且都是必要的。如果航船没有压舱物,就不能保持平稳,也不能照常行驶。

  正是工作、忧虑、劳动和烦恼,构成了一个人漫长的整个生涯。如果人的全部愿望在刚出现时就得到满足,人们就无法填补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在世间就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世界是一个安逸的伊甸园,一块流溢乳蜜的田野,每个少男毫不费力就能在哪里得到他心爱的少女,人们就会因厌倦而死,或自缢身亡。不然世界上就会充满战争、残杀和谋刺,以致人类最终遭受比大自然给予的还沉重的苦难。

  在青春初期,如果我们对将来的生活玄思冥想,我们就会像那在幕布尚未开启的剧院里的孩童,聚精会神地坐在那儿,热切盼望戏剧的开场。而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这是一种赐福。就算我们能预知未来,也只是在童年时代。我们就像无罪的囚犯,没有判决去死,而是宣判为生,然而宣判意味着什么,我们却茫然不知。每个人都祈求长寿,“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天不如一天,直至糟极而殁。”

  如果竭尽全力想像,太阳在其行程的照耀下所呈现的各类异常深重的悲哀、苦痛和蒙难,你就会承认太阳照耀在地球上唤起的生命现象跟月球上的一样少,地球表面就像月亮

一样处在冰清玉洁的状态。

  您还可以把生命看成没有任何裨益的一段插曲,因为它扰乱了大自然的宁静。就算你在生活中事事顺心如意,随着生命的延长,你也会更清晰地感到,人生只是一种失望,甚至是一种欺骗。

  阔别多年的少年挚友,如果暮年重逢,在他们相互对视时产生的情感就是对整个人生的绝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带回到了早年时代,那时,生活是美好的,就像黎明时玫瑰般的阳光在他们面前无限伸展;然而生活允诺我们的是如此之多,真正兑现的却又这样地的吝啬。

这种情感深深浸透着各自的心田,以致他们觉得不必诉诸言辞,此情此景,他们默然无语,

惆怅之感油然而生。

  一位经历世事沧桑、几代变迁的老人,就像坐在集市魔术大师摊前的观众一样,接二连三地目睹着一幕幕的表演。对技巧观赏一次尚有情趣,当它们不再新奇并迷惑不了人时,就变得索然寡味了。

  生活中值得嫉妒的人寥如星辰,但命运悲惨的人却比比皆是。

  生活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尽职而终的说法是一件善事,它意味着某人已完成了他的工作。

  如果生儿育女只是一件理性的行为,人类种族就不必继续繁衍了。谁忍心怀着极大的怜悯看到下一代分担生存的重负呢?无论怎样也不能冷酷无情、不负责任地把这种重负强压在下一代身上。

  有人或许会说,我的哲学令人不快,因为我说得太真实了。人们更偏好于得知,造物主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尽管这样,总不能指望我们的教条来迎合你们受的教诲吧。只有那些冒牌的流氓哲学家才愿做这些无耻的事情。向他们祈求使你们感到高兴的教导吧,你们会满意,你们学院的教授会宣讲乐观主义,但要打翻他们的理论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任何一种幸福状态,或满意的情感,其品格都是否定的。即:它包含着痛苦的解脱,而痛苦却是生命的肯定因素。它必将导致:任何给定生活的幸福的衡量,都不是根据快乐的愉悦,而是根据解脱痛苦的程度决定的。如果这是真实的观点,低级畜生就会比人有一种更幸福的命运而显得欢欣鼓舞。

  无论人类痛苦的形式怎样变幻,引导人们去追寻幸福和躲避痛苦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肉体的舒适和肉体的苦痛。这一基础仅仅是健康、食物、对潮湿与寒冷的抵御和对性冲动的自控。所以,就肉体快乐来说,人所享有的并不比畜生优越多少,除非他的神经系统具有更高的可能性足以使他对各种快乐更敏感;但他对痛苦的敏感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与畜生相比,人的内心还有多少强烈的感情?人的情感的深沉和炽烈的程度与畜生相比,又是多么迥然相异!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要产生同样的结果:即健康、衣食等。

  这些情感的根源就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沉思,这种沉思伴随着人类,并对人类的所作所为产生强烈的影响。它们才是人类的忧虑、希望和恐惧等情感的真正根源;这些情感对人的影响远比当下所能体验到的欢乐和痛苦深刻得多。人所具有的思考、记忆、预见的能力,实际上是凝聚和贮藏他欢悦和悲哀的机器。动物没有这种能力,无论什么时候都像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痛苦,而动物没有概括这些感情的能力,它们漠然无虑、宁静沉着的性情,是令人嫉妒的。

  人的反省或思虑总伴随着全部的情感;如果承认对人和动物都很寻常的欢悦和痛苦的共同原理,人对幸福和悲伤的感受就会更敏锐,以至在达到欢悦状态时会兴奋而死,而在遭遇厄运时只会跌入绝望的底层、自虐而亡。

  为增加快乐,人的欲念越来越繁,其需求的强度也越来越烈,这些欲望在原始状态时并不比动物难满足。由此,精美的食物,烟草和鸦片的享用,醇厚的酒浆,华贵的服饰等超过他生存所必需的数不胜数的精品便奢侈地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快乐还有一种独特而奇异的源泉,一样即快乐和痛苦源于人的自身,是他运用其反思能力的结果。就价值而言,它们不成比例地占据了人,且多于他的雄心、荣誉和羞耻的感情的总和。欲念的呈现形式光怪陆离,层出不穷,它并不根植于人的生理的快乐和痛苦,而成为他殚精竭虑的奋斗目标。人除了与动物有相同的快乐之感的根源外,还有精神的快乐。这意味着快乐之感的差异存在,即既有无知浅薄的无聊小事或仅供茶余酒后的清谈,又有精神的至高伟业。

  厌倦是痛苦的一种形式,在自然状态时,它不为动物所知。只有牲畜中的智者在它们被驯化时才会显现对厌倦的微弱痕迹。但对人来说,它却变成毫不留情的鞭笞和恣情妄为的蹂躏。生活的唯一目标是填满他们的钱袋,而从不向头脑里塞点可怜卑琐的芸芸众生,这就是人饱受厌倦折磨的独特例证。他们的财富异化为一种惩戒,驱逐他们于无所事事的苦海之中。如果他们企图逃脱这种厄运,就必须四处鼠窜,东奔西藏。

  他们一到某处地域,就会询问那里有什么娱乐。欲望和厌倦是人生的两大支柱,这是一条真理。每个人都禁锢于特定的安排,这种特定的安排迫使他只选择一人为偶。这种感情就会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性欲之爱,而它正是微弱的快乐和沉重的痛苦的根源所在。

  无论如何,仅增加了一点思想却有助于产生这样一座硕大无比、高耸挺拔的人类幸福和不幸的建筑,的确令人惊异。这座建筑同时基于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愉悦和悲哀的狭隘本性中,却使人易于沉浸在狂热的感情中,遭受感情风暴的无数磨难,并经历众多的情感震撼

。这些都被如实记录下来,你从他脸上的皱纹里可以读到他所遭遇的苦难。当一切都明了时,他便幡然顿悟,原来他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与动物的所获毫无二致,相比而言,动物仅耗费了微不足道的情感和痛苦。

  对人来说,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使人生的境况越发陷入痛苦的深渊。动物从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因而也不会像人那样以某种方式对死亡沉思冥想,它凭本能摆脱死亡的魔爪,而人则不行,死亡的惨状总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即使有部分动物死在自然衰亡,大部分动物也只能活到繁殖后代之后便或早或晚地成为其他动物的牺牲品,人却竭力制定出所谓的自然死亡规律,可见动物比人要优越得多。人同动物一样很难终其天年,因为人所生活的非自然方式,工作的紧张与情感的耗费,都会导致种族的退化,并使他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动物比人更容易满足简单的生存,而人却凭借愚蠢暧昧的态度在生存中获得满足。与人相比,动物的生活既没有悲哀,也没有欢悦。究其原因,一是动物能免除忧心忡忡的折磨,二是动物确实对希望一无所知。这样,我们在生活中所享有的美妙欢快,动物就分享不到了。由于对未来幸福的精神憧憬和富于幻想并令人鼓舞的嬉闹,都归咎于我们丰富的想像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动物能从忧虑中挣脱出来,它也没有希望。因为动物的意识限制于眼前能实际看到的东西,动物是某种当下驱力的体现,所以其本性中所蕴涵的恐惧和希望的因素扩展不了多远,而仅仅产生地位于它眼前的相关物体,或来自于这些驱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拓展到过去和未来。

  另一面动物与人相比展现出真正的智慧,即它们的宁静,它们沉湎于当下情景时的静谧的欢悦。一个人希望和预想某些特定满足时所具有的快乐是依赖于先前享乐的实际快乐的一部分,这些快乐在以后将会逐渐减少,我们预想得到的越多,实际来临的快乐就越少。动物没有预想的快乐,也不会由于快乐减少而痛苦,所有实际降临的快乐都是完整无损的。同样,动物所遭遇的灾难仅是它固有的压力,而人将要遭遇的灾难的恐惧,却疯狂地压迫着我们的精神。

  动物完全沉湎于眼前的景况,使我们对家畜的兴致倍增。它们在当下时刻人格化了,且在某些方面使我们深感摆脱烦恼和焦虑的价值,只是我们的思想和成见常使我们视而不见。人的这种自私无情,滥用了动物的这种品性,甚至认为动物除了生命之外本质上一无所有。鸟如果被禁闭在尺余之地,便会在对自由的渴望和哀鸣中慢慢死去,笼之中是唱不出欢乐颂的。

  动物的痛苦往往很深重,为其能力所不堪忍受,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造成的。人类的痛苦并不适用动物。

  我们会问:为什么有痛苦的磨难和挣扎?它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儿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意志停顿,意志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否定自身而得到补偿。位于整个底层的生存意识,必须自我饕餮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这样做取决于构成意志现象的等级,每一等级的存在都是以牺牲另一等级为代价的。我已表明动物对痛苦的忍受力远不及人,如果在其本质上不神秘对它们命运所做的任何解释,也会有某种特点。

  据说,波罗吸摩是由于陷入了某种谬误而创造了宇宙万物,为了赎回他的愚拙,他把自己束缚并遗留在尘世,直到其工作足以弥补过失为止。根据佛教教义,世界的存在是涅槃的神圣宁静受到某种莫名其妙的骚动而产生的,而涅槃境界这种天赐的状态,却是由孜孜不倦的长期赎罪而来。

  我们必须从道德的涵义上理解这种解释,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理论为某种精确的平行理论所阐释,即把太阳的起源归于远古时代的一片云雾,使人茫茫然不知其底蕴。由于一系列道德的错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便会逐步显现阴郁悲凉的景况。希腊人把世界和诸神当成某种不可思议的必然性作品。

  这是一种解释:我们心满意足。奥尔穆兹德与阿利曼是一对敌手,他们的战事绵延不断,这并不是坏事。但像耶和华这样的神灵本应创造这一世界,充满灾难、悲哀而又不耽于纯粹的奇想之中,他自己也很愿意这样做;他应为赞美他自己的作品而纵情鼓掌,并宣称万事万物尽善尽美,然而这却不可能。

  在对世界起源的解释中,犹太教和其他文明民族所崇奉的宗教教义形式相比,略为逊色,也只有犹太教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信条:任何一种对灵魂不朽的信仰都是无根可寻的。莱布尼兹认为:这个世界在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我们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就算这一观点成立,也说明不了上帝创造这一世界的合法性;因为上帝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可能性自身的源泉,上帝应具有某种可能性承认有更好的世界存在。

  有两样东西难以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全智、全善、全能的存在所产生的杰出作品:一是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充溢着苦难和悲痛;二是人作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杰作,有着显而易见的缺憾,即仅是一幕滑稽剧中的小丑。把这一世界评判为我们自身罪孽的产物,且最好是从前曾发生过的东西。这等于是辛辣地控诉了造物主,并提供大量材料来讽刺挖苦;而后者,则对我们的本性、意志提出了起诉,训斥我们要谦卑恭顺,不要狂妄自大。

  这些事实使我们领悟,我们就像四处流浪的小孩,一到这个世界就肩负着原罪的重压。就由于我们必须时刻救赎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生存才这样悲惨,只有死亡才是我们苦难的终结。沉重的人世的罪孽导致了沉重的人世的痛苦,这是很明显的真谛。这并不是这两种位于经验领域存在之间的自然联系,这里说的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唯一能使我与《圣经·旧约》契合的东西是有关人堕落的故事。尽管这本书是以寓言形式出现的,人的堕落之说却是其中唯一形而上学的真理。对我们的生存最恰当的解释是:人生只是某些错误罪孽的苦果,我们都在遭受着报应。

  在希腊人的伦理学和印度人的伦理学之间有鲜明的对照。希腊人认为伦理学的目标能使人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印度人则认为伦理学的使命是使人从全部的生命中解脱并拯救出来。

  与这相关的是希腊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关于死亡观念的鲜明对照。在佛罗伦萨美术馆那精美的古希腊石棺上,它用浮雕的形式展示了古代结婚仪式的全部过程,从正式的求婚到海曼的火炬点燃,灵柩上披挂着令人悲哀的黑布,上面覆盖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两种在死亡中寻觅慰藉的方式蕴涵着丰富的含义。

  它们相互对立,但又完全正确。希腊人指向对生存意志的肯定,无论求生意志的形式怎样迅疾变幻,也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确信;基督教徒却以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指向对生存意志的否定,和对这一世界的救赎。在对生存意志的肯定和否定之间,基督教的态度是较为明智的最后一着。

  在生活的旅途中,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罗盘引导你,你依靠它来消除生活中的疑虑从而找出正确的途径,那么你最好是使自己习惯于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罪犯教养所,或一个罪犯监禁地,就像早期的哲学家所说的作坊。在基督教教义中,奥里金以值得赞扬的无畏气魄坚持这一观点,确定而客观的生活理论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这里说的生活理论,不单是我本人的哲学,还是时代的智慧,婆罗门教和佛教表达过这种智慧,思培多克勒和毕达哥拉斯也说过这种智慧。

  西赛罗也曾谈到,过去的智者经常教诲,我们降生凡尘是为了补偿在另一生存状态中所犯下的责罚,这一学说构成了神秘教义入门的重要部分。瓦尼尼同代人发现激怒他比驳斥他更为容易,他说,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几乎经历了一切苦难,以至如果不与基督教矛盾,我就敢于证明邪恶的精灵已充溢着四方,它们已渗进人的形体,且正在赎回它们的罪孽。真正的基督教也把我们的存在看作罪孽和谬误的结果。

  如果习惯这种生活观点,你就会以这种观点来实现未来,也就不会再把人的痛苦、忧虑和苦难等人世间令人不快的事情,看成不正常的了。你还会发现一切事情将以原本的样子出现。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赎回生存的罪孽。在各种罪孽中,罪犯监禁地是那些形成这种地方的囚犯的社会;如果你是值得称道的知己,就会不用我多费口舌来劝告你,你就知道你应容忍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一颗超于常人的灵魂,或一个杰出的天才,你将会时常感到你像某些高贵的政治犯一样,与那些普通的罪犯在一条船上行动,你将仿效自己的榜样努力与他人隔绝来保持清高。

  通常来说,这种生活观点将会使我们对大多数人的缺憾,和他们道德与智力的缺乏及他们猥琐而令人讨厌的面容进行沉思。在这沉思中,我们既不感到奇怪,也不愤慨,因为我们会始终反省我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在罪孽中受孕而降生的存在物,且都为赎罪而生活。这就是基督教学说中那种人的罪孽的本性。

  不论那些凡夫俗子有什么样的缺憾和邪恶,我们都要容忍。我们要铭记,当这些错误在人身上出现时,也是我们所具有的愚蠢和邪恶,因为它们是我们同属的那个人类的缺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人类的罪孽所加的重负。现在我们对那些荒谬的事这样愤慨,是因为它们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它们是这么一些谬误,不仅位于表面,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本性的深层结构中,如果有某种东西触动并引发它们这种劣根性,就会唤醒并表现出来,就像现在我们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或许有他的同伴所没有的错误,但恶劣品性的总量在某些情况下是巨大的,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差别超越了所有用来评判的尺度。

  坚信世界和人类最美好,心头会充溢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共同宽恕的情感。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可能会较好地考虑对人称谓的恰当方式,即不是“先生”而是“我苦难的同胞!”听起来这令人惊异,但却与事实相吻合。它能使其他人顿悟人生,时刻提醒我们留意人生中的宽恕、容忍、互敬、爱邻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帮助,每个人对他的同伴都要感恩图报。

        

3、 命好不如心态好

    

   导读: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很多人灵活善变,喜欢脚踏两只船。人们都认为他们处世圆滑,这些人现在都已丧命,诡计总是会失败的。

 

  人生如梦,命运是很难说清的。命运的反复无常,常常让人们觉得它捉摸不定。还有比命运的安排更加明白无误的报应吗?

  瓦朗蒂努瓦公爵同他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6世,一起去梵蒂冈科尔内特的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家中吃晚饭。公爵早已决定毒杀红衣主教,他事先送去一瓶毒酒并叮嘱膳食总管好好加以保存。教皇比他儿子先到一步,到了就张口要喝的,总管认为,那瓶酒之所以交他保管,可能是瓶好酒,于是,就拿来给他喝了。

  公爵在上点心的时候赶到,他以为人家不会动他的那瓶酒,所以也跟着喝了。

  结果老子突然死去;儿子也受到疾病的长期折磨,比老子更惨。

  有时,命运好像看准了时机常常捉弄人。旺多姆殿下的军旗手德特雷爵爷和达斯科公爵的随从副官里克爵爷,都在追求封凯泽尔先生的妹妹,里克爵爷最后占了上风。就在进入洞房之前,新郎为讨好新娘,到圣奥梅尔附近跟人动了手,结果败在德特雷爵爷的手下,成了俘虏。

  德特雷爵爷要炫耀自己的胜利,新娘子就不得不离开年轻丈夫的怀抱。她不得不彬彬有礼地去向他恳求,要求他归还俘虏。德特雷爵爷同意了,因为法国的贵族从不拒绝女士们的任何要求。

  埃莱娜的儿子君士坦丁建立了君士坦丁帝国,多少年后,又亲手将帝国断送。这是人为的结局?有时,命运的安排往往胜过人间奇迹。

  记得克洛维斯国王在围困昂古莱姆时,多亏上天的保佑,城墙自己倒塌了。一位作者说,罗伯特国王在围困,离开围困前线去奥尔良庆祝圣坦尼昂节,因为他非常虔诚,在弥撒还在进行的时候,城墙不攻自破。

  在米兰之战中,命运将一切都作了相反的安排。我们的统帅朗斯在包围埃罗纳城时,让人在一大段城墙下埋了炸药,城墙突然从地里掀起,但又不带墙基整个儿直直地落了下来,结果被围困者依旧安然无恙。

  有时候,命运的安排还替人治病。亚逊·费雷斯胸口长了个脓疮,医生们认定他已没有希望。他渴望摆脱脓疮的折磨,想着干脆死了拉倒,于是,他投入了战斗,奋不顾身地冲进敌群。战斗中,他身上受伤,伤得恰到好处,脓疮扎破便痊愈了。

  命运的安排比划家普罗托盖奈斯的技艺更胜一筹。他画了一只疲惫不堪的狗,别处他都很满意,只是狗嘴上的涎沫画得不中意。他恼火,便抓起吸了各种颜料的海绵块朝画上扔去,这一扔扔到了狗嘴的位置上,在那里印下了技艺画不出的痕迹。

  命运的安排也在改变和纠正我们的计划。英国女王伊萨贝尔带着拥护她儿子、反对她丈夫的军队打算离开泽兰回国去,她如果在原计划定下的港口登陆,那就完了,因为敌人正在那里守候。但命运的安排却不顾她的意愿将她抛到了别处,使她在那里安全登陆。

  伊塞特让两名士兵刺杀在西西里的阿德拉纳逗留的蒂莫莱翁,并约好趁他在献祭的时候动手。两人混在人群之中,正当他们互使眼色,准备行刺的时候,突然有人往其中一人的头上狠砍一剑,然后拔腿就逃。

  战友们认为被人发现就完蛋了,就跑回祭台求饶并答应坦白一切。正当他交代阴谋的时候,那人已被抓住,被人当成凶手,他喊饶命,说他杀死的正是杀他父亲的凶手。他运气不错,及时找着了证人,当场证实了他的父亲确实在列奥蒂尼城里被这个仇人所杀。

  在为父亲之死讨回公道的时,他有幸救了所有西西里人的长者,因而获得了一千雅典银币的奖赏。

  命运有时会明白无误地贯彻它特别的恩惠、善意和慈悲。

  罗马三巨头宣布了伊格纳蒂乌斯父子在罗马不受法律保护。父子两人决定采取勇敢行动:互相借助对方之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使凶残的专制统治者不能如愿。他们手握宝剑互相奔去,命运引导着利剑击出同样致命的两剑,但对于如此美好的父子之情却给予尊重,以致彼此刚好还有力气抽回握着宝剑的血淋淋的手臂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的拥抱如此有力,刽子手们只好将两颗头颅一起砍下,让身子一直抱着成为一个崇高的结。

  我的已故父亲只是凭经验和本性做事,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判断力的人。他说,他想作些安排,使城市里有个指定的地方,有人需要办什么事情,可以去那里让官员记下他们要办的事。

  比如说,有人想卖掉几颗珍珠,有人却在寻觅待售的珍珠,某人要找伙伴去巴黎,某人要找个有某种能耐的仆人,某人却在寻找主家,某人要找个工人等。

  这个互通消息的办法可以给公众在交往中带来不小的便利,因为人们随时都有需要,互相间不能沟通会让人感到不便。

  据说,有两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死去了:一位死在意大利,一位死在德国。这真是本世纪的奇耻大辱。我相信,如果知道真相,肯定会有人以优惠的条件聘请他们,或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堕落。有这么一个人,他非常希望家人能让他支配财产,来保障那些具有某种特长的罕见的杰出人物的生活。这些人有时很不幸,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因为缺乏很好的沟通,生活的需要便得不到满足。

  在治家方面,我父亲的一些举动,令人赞赏,却根本没有照办。那就是除了账目记录簿外,他还让那个人弄张大纸,记上家中发生的所有值得注意或值得回忆的事。

  当时间抹去记忆的时候,回忆一下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往往很及时地为我们带来方便,如:某件工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有哪些人带着随从从这里经过?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可能可以做到的。

            

4、 道德准则

            

  导读: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爱之所以比恨好,是因为它能使人的欲望变得协调。在两人相爱中,成败与共,但在两人相恨中,一方的成功便是另一方的失败。

 

  道德的需要,产生于人在不同时间或同一时间的欲望冲突。

  一个人既想饮酒,又想胜任他第二天的工作,如果他所采取的方式仅能给他的欲望以较小的满足,我认为他是道德的。

  那些过于奢侈或放纵的人,即使他们只损害自己,不损害他人,我认为也不道德。有人认为,一个总是根据自己的最大满足而行事的人,其行为归根结底总是正确的。我持否定态度,世上有过以观看酷刑为最大快乐的暴君,有时他们会饶受难者一命,让其遭受更大的痛苦。

  对这种人,我实在不敢恭维。谨慎是美好人生的一部分。甚至连流落于荒岛的鲁滨孙也会辛勤劳作、自我克制,这些均应看作是道德方面的品质,因为这些增加了他的满足,而又未损害他人。这部分道德在教育儿童方面甚为重要,儿童是很少考虑将来的。如果他们日后能信守这部分道德,世界将变得如天堂,这道德足以避免战争。

  无论谨慎何等重要,它终究不是道德的主要部分,也不是理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它仅出于个人的利益。

  不包括谨慎范围的那部分道德,是类似法律或俱乐部规则的东西。它是一种方法,能使人们共处于一个社会,而不管其欲望有冲突的可能。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刑法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损害他人的行为来求得表面和谐。

  这也是一种社会指责的方法,即被自己的团体认为不道德是一种惩罚,为避免这种惩罚,大多数人,都会避免让人知道他们违反了自己团体的准则。

  还有一种更根本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机会,来改变人们的性格和欲望。

  爱所以比恨好,是因为它能使人的欲望变得协调,而不是冲突。在两人相爱中,成败与共,但在两人相恨中,一方的成功便是另一方的失败。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

  这句话如果没有说错,那么任何社会的道德准则,都不是完美的,必须进行检查,看它是否像智慧和仁慈所指示的那样。

  阿兹台克人曾认为,吃人肉是他们痛苦的责任,他们担心不这样做,阳光就会变得暗淡。他们不懂科学,如果他们对牺牲者怀有爱心,或许能意识到这种错误。

  有些部落,把十至十七岁的女孩幽闭起来,他们害怕阳光会使这些女孩怀孕。难道我们现代的道德准则就没有这种野蛮的做法吗?难道我们禁止的都是有害的东西吗?

  现行的道德是功利主义和迷信的奇特混合物。其中迷信部分占有更大的比重,迷信是道德准则的起源。

  最初,某些行为被认为是神所不喜欢的,只能通过法律制止,因为神的愤怒会加诸于整个社会,而不只是犯罪的个人。上帝所不喜欢的即为罪。

  上帝为什么不喜欢某些行为却说不出理由。

  例如,为什么羔羊应浸入他母亲的奶中,否则上帝会不高兴,这是很难讲清的。据《圣经》中的“启示录”所说,情况就是如此。有时,上帝的意旨被解释得莫名其妙。例如,说星期六不工作,新教徒却认为这意味着星期日不应游玩。新的禁令与旧的禁令,具有同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个具有科学人生观的人,是不会为《圣经》的经文或教会的教义所左右的。他将调查那行为是否有害,或者调查那行为是否造成伤害。他将发现,在关于性的方面,我们现行的道德来源是完全迷信的。他还会发现,这种迷信与阿兹台克人的迷信一样,包含着无谓的残酷,如果人们能对周围的人怀有善心,那迷信是会消亡的。

  传统道德的卫道士是很少有善心的,从教会头面人物对军国主义者,可看到这一点。人们不禁想到,他们所以重视道德,是因为它能使他们的欲望得以发泄。

  让我们考察一下普通人生,研究迷信的道德,是如何施加痛苦的。从胚胎开始,如果父母没有结婚,那孩子便会蒙受耻辱,这显然是不应有的。如果父母一方有花柳病,可能会遗传给孩子。就家庭收入而论,如果子女过多,便会出现贫穷、营养不良、住房过于拥挤,也可能乱伦。大多数道德家却认为,父母还是以不知道如何避孕来避免痛苦为好。为了使这些道德家开心,痛苦的人生便落到千百万人头上。

  这些人本不该存在,只因道德家们认定不想生育的性交是罪恶的,才有了这一欲望,就不是罪恶,即使后代注定要受苦。突然被杀死,接着又被吃掉,这是阿兹台克人受害者的命运,他们所受的苦,比起那些生于悲惨环境并染上花柳病的孩子,要少得多。然而,最大的痛苦,却是主教和政治家们以道德的名义,苦心赐给的。如果他们对儿童还有怜爱之情,他们就不会坚持那残酷的道德准则了。

  在出生时和婴儿期,普通人家的孩子受经济之苦比迷信之苦更多。富人家的女人生孩子时,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饮食、最好的休息和最好的运动。工人阶层的女人是享受不到这些的,她们的孩子常常死去。政府当局虽然在照顾母亲方面做了点事情,但那微不足道。

  就在政府当局,取消对哺乳母亲的牛奶供给以节省经费时,他们却准备花费巨额资金为富人住宅区修路。他们不知道,做出这项决定就是在宣判众多贫民子女的死刑。这些统治者得到绝大多数牧师的支持,这些牧师以教皇为首领,用迷信来维护全世界的和平。

  在教育的各个阶段,迷信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儿童具有思考的习惯,教育的目的都是铲除这种习惯。凡提出不便回答的问题的,均遭到呵斥或惩罚。集体的情感被用来灌输民族主义的信仰。

  资本家、军阀和教士在教育方面通力合作,因为他们的权力,完全依赖于情感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精神的缺乏。在人性的帮助下,教育正在成功地增加和强化一般人的这些倾向。

  迷信损害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它在选择教师方面的影响。

  因为经济的缘故,女老师不准结婚。由于道德的缘故,她们也不准有婚外性关系。

  心理学家都知道,处女生活对人是有害的,在一个明智的社会里,理应严格阻止女教师过独身生活。这些限制使越来越多有能力、肯做事的女人拒绝从事教书职业。

  在中等和高等学校,情况也是如此。

  这里要做礼拜,有关道德的事全由牧师掌管。牧师作为道德教师,有两方面的失误。他们一方面谴责无害的行为,一方面又宽恕害的行为。他们一致谴责那些彼此相爱、但尚未决定终身的未婚男女间的性关系。他们谴责节制生育,却从不谴责丈夫使其妻子死于多产的残酷行为。

  有一个牧师,他妻子九年内生了几个孩子,医生告诫他说,如果她再生一个,将面临死亡的威胁。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结果死了。

  没有人去谴责他,他依然保持着他的有俸圣职,又娶了一个女人。只要牧师们继续宽恕残酷而谴责无辜的欢乐,作为青年道德的保护者,就会更有害。

  迷信对教育的另一恶劣影响,是缺少有关性事实的教育。

  主要的生理事实应当在发情期前,尚未产生刺激性时,得到全面了解。

  在青春期,应当进行非迷信的性道德教育。应当教育青年,如非双方情愿,性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这与教会的训诫相反,教会认为,只要双方婚配,而且男女希望再要一子,无论女方是否情愿,性交都是正当的。

  应当教育青年男女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支配他人的权利,忌妒和占有欲会毁灭爱情。应当对他们讲,生育是一件大事,只有当孩子有可能获得健康、良好的环境和父母的养育时,才能这么做。也应当教会他们节制生育的方法,以确保生育成为他们的意愿。也应当使他们懂得花柳病的危险,以及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不为生育而产生的性关系纯属私事,既无关于国家,也无关于他人。

  这是除直接当事双方外,毫不影响他人的事情。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也不应使离婚成为困难的事情。习惯性酗酒、残暴和精神病都是离婚的根据,以此为根据的离婚对妻子、丈夫和孩子是必要的。

  目前,私通被看得特别严重,但许多错误行为对婚姻幸福更加有害。

  道德的准则不应使本能的快乐成为不可能。

  这是在一个两性数量极不相等的社会里,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准则自然会被违反。当遵守这些准则只能建立在减少幸福的基础上时,当违反比遵守它们更好时,就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否则,人们只能装成正人君子,受人指责。

  教会不介意虑伪,因为虚伪是向其权力奉献的产物。在别处,它被认为是恶习。

  比神学上的迷信更为有害的,是民族主义的迷信。即只对本国负责,不对他国负责。这样限制国人,是与我们称之为构成美好人生的爱的原则对立的。

  受神学观念危害的另一方面是对待犯人的态度。

  那种认为犯人都是“罪恶的”的观点,是理性道德不能赞成的。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是社会希望避免的,凶杀是最鲜明的例子。如果社会要团结成一个整体,人们要享受它的快乐与利益,就不能允许人们相互残杀。防止凶杀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在两种具有同样效果的办法中,应当选择那种对凶手损害最小的办法。

  被称之为义愤的复仇之情,是一种残酷的表现。损害犯人决不能以报复性惩罚的观念去对待。如果教育加仁爱同样有效,就应当选择它。如果它更为有效,那就更应当选择它。防止犯罪和惩罚犯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给犯人以痛苦的目的,在于它的威慑作用。

  如果监狱办得人道,犯人竟能免费获得良好的教育,人们也许会以故意犯罪,来获得入狱的资格了。

  毫无疑问,监禁必须比自由令人难受。我并不打算提倡做刑法改革,只是想建议,我们应当像对待染上瘟疫的人一样,去同情与怜悯他们,但犯人只是诅咒的对象。

  应该指出,这种认为是不合理的。我们的监狱在医治罪犯恶习方面,不如医院在医治疾病方面成功,正是因为有这种态度的原因。

      

5、 贵族的品质

       

  导读:高贵的种族在开始时总是野蛮的种族,他们的优势首先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体,而在于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是会成一个更完美的人。

  

  贵族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它相信在人们中间存在着一个有价值的等级和差别系列,而且在某些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贵族社会中需要奴隶。

  没有距离的同情,好像产生于具体的阶级差别,产生于统治阶级对部下和工具的展望和俯视,产生于他们不断地使用命令和服从、镇压和防范,其他更神秘的同情绝不可能产生了,总是渴望在灵魂内部重新扩大距离,形成更高、更罕见、更远、更广阔的状态。

  不断自我征服的人,在超道德的意义上使用道德公式。人们对贵族社会的起源史不能抱任何人道的幻想:真理是严酷的。

  让我们看一看,地球上每一种较高的文化是怎样开始的。仍然拥有自然本性的人,在野蛮人这个词最可怕的意义上的野蛮人,强盗,仍然拥有不可战胜的意志力,听命于更弱的、更道德的、更温和的,也许是善于贸易和畜牧业的种族,或者听命于古老成熟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最后的生命力在精神和堕落的辉煌激情中闪烁不定。

  高贵的种族在开始时总是野蛮的种族:他们的优势首先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体,而在于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是更完美的人。 

  腐败表明本能中的无政府状态威胁着要挣脱出来,被称之为生命的激情的基础已被动摇了,是某种根本不同于它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生命体的东西。

  比如,当一个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贵族十分令人作呕地放弃了他的特权,并毫无节制地牺牲了他的道德情感时,那么,这就是腐败:这实际上只是结束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腐败的行动,由于这种行动,贵族一步一步地交出了它们的统治权,并且降低了王权的作用。对一个好的和健康的贵族来说,基本的东西是:它不应该认为自己或者是王权的功能,或者是国家的功能,而是举足轻重的和最高的正义。他必须良心发现接受许多个人的牺牲,为了他自己必须被压迫和降低为不完善的人、奴隶和工具。

 它的基本信念确实是这样的:社会不允许自身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存在,社会只是基础和支架,借助于这种基础和支持,一个被挑选出来的阶级能够提高自己的责任,并且提高自己的生存,就像爪哇岛上那些趋光性的攀援植物,它们被称之为桃花心术,它们总是用那长长的枝条缠在栎木身上,直到最后比栎木还高,靠栎木支撑着,它们在阳光下展示它们的树冠,展示它们的喜悦。 

    决不互相伤害,决不互相使用暴力和互相利用,并且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当必

要的条件已经给定了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在个人之间,这可能导致好的行为。一旦人们希望把这个原则更普遍化,而且如果可能,甚至把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就会立即使这个原则失去意义,即成为一个否定生命的意志,一个死亡和腐朽的原则。

  人们必须彻底思考这样的根据,并抵制一切情感的弱点:从本质上说,生命本身就是对异己的东西和弱小东西的占有、伤害和征服,就是特殊形式的镇压、严酷和强求,就是合并,或至少,但是,人们为什么永远总是使用这些话呢?一个受到轻视的目的一直被刻在这些话上。

  如同前面假设的那样,在躯体内部,个人之间平等相处,这种情况发生在每一个健康的贵族身上,如果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而不是要死的躯体,不做反对其他躯体的任何事情,在躯体内,个人和睦相处:必定它将成为具体的强力意志,它将努力成长,获得根据,引导自己并取得优势,这并非因为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目的,而是因为它活着,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

  除了这个问题外,欧洲很不愿意在任何地方受到教训,现在,甚至在科学的指导下,人们到处都奢谈未来社会的状况,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剥削人的现象:传到我的耳朵中的似乎是他们允诺要发明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阻止一切有组织的功能。

  剥削并不属于一个堕落的、残缺的和原始的社会,它是生物的本性,这种生物就是一种原初的有机功能;它是固有的强力意志的结果,这种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 

    通过对地球上至今为止曾经流行过或现在仍在流行的诸多美好的道德和粗野的道德的巡礼,我发现了某种有规则地互相关联的特性,直到最后在我面前出现了两种基本类型的道德,而且它们,泾渭分明。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灵魂内部,也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我必须说,在所有较高的和混杂的文明中,同样存在着调和这两种道德的尝试。人们仍然经常发现对它们的混淆和相互误解,其实,它们有时紧密并列着。

  道德价值的区别产生于统治等级,这个统治等级区别于被统治等级,或者产生于被统治

等级、奴隶和侍者。

  正是在统治者规定善的概念,正是高贵的、骄傲的品质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特征,而且决定了等级秩序时,上等人把自己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芸芸众生的品性正好和这种高贵的、骄傲的品质相反,上等人瞧不起芸芸众生。

  人们立即就注意到,在主人道德那里,好和坏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高贵和下贱的对立,善和恶的对立是另一种不同来源的对立。胆小如鼠、卑贱、微不足道而且只考虑蝇头小利之徒受到蔑视。

  目光闪烁不定而受到怀疑的人,自甘堕落之辈,甘为鹰犬、狗彘不耻之徒,沿街乞讨的马屁精,尤其是撒谎者,同样被嗤之以鼻:所有贵族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普通人是不诚实的。

  道德价值标准最初到处被应用于人,而只是派生地和在后来才被应用于行为,当道德史家从为什么同情行为一直受到赞扬?的问题开始时,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上等人认为自己是价值的规定者,他并不需要得到批准;他作出这样的评判:凡是对我有害的东西本来就是有害的。

  他知道,只有他才能赋予事物以尊严,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敬所有他在自身中认识的东西:这种道德是自吹自擂。

  人们重视那种泛滥的丰富情感和权力感,重视激动人心的欢乐,以及愿意给予和付出的意识:上等人同样帮助不幸的人,或几乎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极其充沛的精力所产生的一种冲动。上等人本身尊重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同样有能力超越自身,知道怎样去说,知道怎样保持沉默,乐于严厉地对待自己,而且尊重一切严厉的东西。

  自信、自傲,彻底仇恨并冷嘲热讽地对待大公无私的确是上等人的道德,就像冷酷无情地藐视和警惕同情和热心肠一样是上等人的道德。

  只有强者才知道什么是尊严,这是他们的艺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盘。尊重老人和传统,这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尊崇祖先而厌恶后辈的信仰和偏见乃是强者道德的典范。如果抱着现代观念的人几乎本能地相信进步和未来,而且越来越不尊重老人,这些观念的可耻起源因此就自鸣得意地出卖了自己。但统治阶级的道德常常与现代人的趣味格格不入,现代人的原则是只对同类的人负责。

  现代人可以随随便便地或内心地对待下等人和陌生人,而且无论如何都超出了善恶的区分,正是在这里同情及类似的品质获得了一席之地。长久的感谢和长久的复仇的能力和责任,二者只在同等级的人之间实行,老奸巨猾,口蜜腹剑,到处树敌所有这一切都是贵族道德的典型特征。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一切并不是现代观念的道德,目前难以实现它,很难发现和揭示它。

  还有和第二种道德有关的道德,即奴隶道德。如果凌辱、压迫、痛苦、奴役、不由自主和厌倦都已经道德化了,那么对它们作道德评判的共同标准是什么呢?也许表达了对于人的整个状况的悲观主义的怀疑,也许是对人及其状况的谴责。奴隶看不惯强者的道德;他对这里所尊重的一切“善”的东西采取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他告诫自己,这里的快乐是过眼云烟。

  那些减轻人们痛苦的品质却得到重视和尊敬;正是在这里,同情、仁慈、助人为乐、热心肠、容忍、勤奋、谦卑和友好获得了敬重。因为这些品质在这里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几乎就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奴隶的道德本质上是实用的道德。

  最出名的善和恶对立的起源之地就在于:人们确信权力和危险就是恶,而畏惧、精巧和力量不容蔑视。按奴隶道德来说,恶人令人害怕,按主人道德来说,恰恰是好人才会令人害怕,而坏人则被认为是叫人瞧不起的东西。

  当我们像下面这样加以对比时,这两种道德的对立了,如果揭开了,按奴隶道德的结果来说,对于这种道德的好人来说,哪怕一点点贬低,这种贬低可能极小而且是好意的,也是不容许的。

  按照奴隶的思维方式来说,好人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人:他本性善良,容易受骗,也许有点笨,奴隶道德到处都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也反映了这种倾向:善和笨这两个词的意思几乎相同。

  一个最本质的差别是:渴望自由、快乐的本能以及对于自由的敏感必然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伦理学,正如崇敬和献身的本领和热情是贵族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正规标志那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爱作为一种激情,它是我们欧洲人的特长,必定是(尼采。

  人们都知道,爱这种激情乃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中古的骑士诗人发明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优秀的骑兵。欧洲人把这种爱归功于这些快乐的骑兵,也归功于自己。

      

6、 关爱别人是一种美德

      

  导读:人是可悲的动物,他出于天性,难于做到自始至终只享受单一的乐趣。如不是人为地、有意将自己弄得更加可悲的话,人本来是不很卑鄙的。

 

  有人说,德行是绝不会过分的,因为过分了就不成其为德行。

  我见过一位大人物,为了显示自己比同辈们更加虔诚,却损害了自己信奉的宗教名声。我喜欢平和中庸的人。

  过分的求好求善,即便不令我厌恶,也让我吃惊,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无论是波萨尼亚斯的母亲,还是独裁者波斯图谬斯,与其说他们是秉公行义,不如说是莫名其妙。这位父亲第一个下命令,带头处死自己的儿子。波斯图谬的儿子凭着年少气盛,稍稍先于自己的部队,高高兴兴地扑向敌人,却被他的父亲处以极刑。这类野蛮而又代价高昂的德行,我既不愿意提倡,也不愿意效仿。

  脱靶的射手同射不到靶子的射手一样,都不算命中。突然间有强光与有阴影一样,都会让人眼花缭乱。

  柏拉图曾说,过分的超脱有害无益,劝人不可迷信超脱。适度的超脱让人喜欢,但一直超脱下去会弄得人性情乖戾染上恶癖,使人蔑视宗教法律,讨厌礼貌交谈,厌恶人间作乐,无法管理公务,不能助人,只能遭人唾骂。

  关爱别人是很正常的行为,但神学仍然要加以约束和节制。在圣·多马著作中,谴责近亲结婚的地方有这样一条主要的理由:对这样一位妻子的疼爱会不加节制的增加危险。如果丈夫的爱已经达到了应有的完满,再添上亲情,这份额外的感情无疑会使丈夫超出理性的界限。

  神学和哲学左右着一切。

  没有任何个人的秘密行为不被其洞察和评判。批评神学哲学的人实在幼稚无知。女人们可以讲她们过去同男孩子如何嬉戏顽皮,要她们讲讲如何照料丈夫却会羞羞答答。

  如果还有人对妻子过分眷恋的话,我要代她们对丈夫们说上几句话:如果在同妻子的亲热中不加节制,那么他们从中获取的乐趣是上天所不容的,还有可能干出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如放荡不羁、纵欲无度等。

  在这点上,由于最初的冲动而做出的轻浮举动,对妻子来说不仅失礼,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愿她们都能认识什么是厚颜无耻之举的,自己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们对我们的需要总是相当关照的。我在这件事上只按照自然而简单的要求行事。

  婚姻是一件很严肃很虔诚的事,是一种自然结合。婚姻带来的乐趣应该是有节制的、稳重的,并且是较为慎重认真的。婚姻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我们没有生儿育女的希望,妻子已过了生育年龄或者已经怀了孕,那是否还允许将她们拥进自己的怀抱呢?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样做等于行凶杀人。

  有的民族,十分憎恶与怀孕的女子同房。也有许多民族反对与在经期中的女子同房。芝诺比娅接待自己的丈夫只是为了生儿育女,完成任务在整个怀孕期间就任他去寻花问柳,到了时候才再下令让他再同房一次。

  这个故事是柏拉图从某个穷困潦倒、色中饿鬼般的诗人那里演化而来的----

  有一天,天神朱庇特迫不及待地撩拨他的妻子,等不及她上床就将她掀翻在地板上,强烈的快感使他忘记了刚刚在天宫里同其他神灵一起作出的重大决定,还吹嘘说这次干得同他以前背着父母初次干她时一样痛快。

  波斯的国王叫后妃陪同出席宴会,等真正喝多了,非开怀畅饮不可的时候,就将后妃们送回后宫,免得她们看到自己暴食狂饮的丑态。

  乐趣并非人人可享,赏赐不能人人有份。伊巴密浓达下令抓了一名浪荡青年,佩洛庇达请求看在他的面上放了这个青年。伊巴密浓达拒绝了他的请求,却把这面子给了同样请求释放浪子的他家的一位姑娘,并说这样的面子是给朋友的而不是给将领的。

  索福克勒斯在军政官署里陪伴伯里克利,正好看到一位漂亮小伙子走过。他对伯里克利说道:“啊!好漂亮的小伙儿!”伯里克利对他说:“这对别人没什么,对一位军政长官就用好了。他不仅双手要干净,两眼也要无邪。”

  罗马皇后抱怨皇帝随便宠幸别的女人。皇帝说这样做是出于真诚的动机,因为婚姻代表着荣誉与尊严,不是指胡闹与淫乱。

  应该指出,任何正当的求欢取乐,一旦过分和无度都应受到责备。

  人是可悲的动物呀!他出于天性,难于做到自始至终仅仅享受单一的乐趣,何况他还会煞费苦心地用言语去减损它。如不是人为地、有意将自己弄得更加可悲的话,人本来是不很卑鄙的。人的智慧能减少和冲淡我们应享的乐趣,也在巧妙而又令人愉快地制造种种假象,美化和掩饰丑恶,使人对之感觉迟钝。

  如果我是大人物,我就会采用别的更为自然的做法,将这种智慧加以限制。

  虽说治疗我们身心疾病的医生们找不出任何办法来医治我们心灵,但他们却为此引进了许多制造痛苦的手段。如剥夺睡眠、禁食、制造痛苦、放逐和隔离、长期关押、笞杖等等。可别再出现施加在某个叫加里奥的人身上的那种惩罚了。

  他先被放逐到莱斯博斯岛上,可罗马接到报告说他在那里过得很舒服,处罚变成了好处。因此,又将他召了回来,叫他回家与老婆在一起,目的是惩罚能够叫他感到痛苦。

  这是因为对于挨了饿却能够变得更加健康,吃鱼比吃肉还香的人,饿饭和只给鱼吃已经不是什么良方了。

  在另外一种医道里,对于吃药吃得津津有味的人,药剂是不起作用的。味苦难吃是促使药剂产生效果的条件,让用惯大黄的土著人用大黄是糟蹋浪费。胃病得用伤胃的药来治。有一条普遍规律,叫做凡事都要让它的克星来整治,以毒才能攻毒。

  在古代,人们用屠杀与杀戮来祭祀天地。在所有的宗教里,这是普遍受到欢迎的。阿穆拉在攻占希腊科林斯城时,杀死六百希腊青年,以祭奠其父的亡灵,让这些青年的鲜血充当死者赎罪的祭品。当代发现的新大陆,同旧大陆相比,还是块纯洁的处女地。可在那里,这种做法几乎却相当流行。

  他们将人活活焚烧,烧到一半又从火中取出剜心剖肚。有的被他们活剥,剥下的血淋淋的人皮用来做衣服和面具。这里也不乏坚贞不屈的例子。那批可以充当牺牲品的可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提早几天就主动要求准予他们奉献自己作牺牲品,并和同场人一起唱着歌,跳着舞,去供人屠宰。墨西哥国王的使臣们曾向费尔南德·科尔泰讲述他们的主上是何等的伟大,有30位大臣,每位都能够召集起十万名战士,说他住的是天下最美丽、最坚不可摧的城池,并且每年要向各路神灵贡奉五万人作牺牲品。同时说他同几个强大的邻国作战不仅仅为了锻炼本国的青年,主要是为了有战俘提供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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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名利 创建于 2012/3/2 2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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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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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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