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二）
还得试着这么切入——
Y城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约三千多人，除年龄因素剔出的一百五十几人外，“百分之百”地被放到农村去了。这剔出的人怎么安排？按家庭住址分了三个班念高中。北片儿一个班进Y城十中，南片儿两个班进Y城四中。其时，“文革”之初窝在小学的六六届，六七届约万名毕业生已涌入中学，他们每个年级都有十个班五六百人。似我之类这百十来号被剔出的怎么称呼？“初四”、“高一”都没有叫，只好叫“高中班”了。
“文革”期间，什么新鲜事都有。为什么呢？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接见外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我以为“好打”的仗，时间是指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对象是指国民党和日本人。他接下来说，“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而此时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了。还有什么敌人“不很清楚”，我就更弄不清楚，就象我们只念了个初一倒成了高中生一样。“文革”后来也改称“浩劫”了，时间定为十年。算一下，此时才过了三分之一。还有七年的“仗”要打？打谁呢？怎么打呢？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到新学校四中报到了。那天两个班只报了四十几人。很多是小学实验班的同学，考初中后分了手，现在又重新聚集在一个新的学校。
没想到，秦至清也来了。怎么叫没想到呢？秦至清是六八年就下乡的那拨。他的情况可以说几句：本来，他也是“老初一”的，不该六八年就走。可一来因“文革”派系缘故他与班里某些人不合不想呆了，二来他说年纪也大我两三岁，想早早独立；好象还有家庭因素等。所以就与上几届的朋友们提前走了。
这个班有戏看了。因为赫大业也来了。都是“角儿”啊！慢慢看吧。
是的，首先，三年来，经历了“文革”初期打、砸、抢的造反年代，见识了武斗血雨腥风的世面，再让回到课桌前，确有些不好管束。学校为这个特殊的群体配备了两个班主任。其中一个还自称是北京大学“聂元梓”派的。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啊，被毛泽东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就是由该人领衔的。所以，唬得我们这帮也曾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方杂牌”，在这个“老革命”的“中央嫡系”面前，只有称兄道弟的份儿了。
没的说，听令。人员不齐，就合二为一。开学第一课，干什么？又是背起行囊，甩开脚板，到三十里外部队的一个农场，这次是插秧。
这个地方叫腰堡。“文革”前初春挖渠已来过一次。不过那次是给农村大队干活儿，这次是给部队农场干活儿。至今几十年过去，我仍有几点不明之处，比如：一、Y城市郊周遭几十个村庄，我们当学生时参加的大型劳动，即吃住离家在外二三十天，平均每学年至少两次，“文革”初期也不例外，怎么总共的六次倒有三次安排在腰堡？二、到部队农场劳动，怎么吃住都安排在附近村庄的农民家里，或者是租借住宿地再雇人自己开伙做饭？等等。好像我们在央求人家，“你们行行好，让我们给你们受苦受累干点活儿吧！我们浑身憋得都受不了啦！自带食宿费白干还不成吗？”
但我却又至今存有一份感激，因为我的冥思苦索，多少年了，正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一时段开始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两个班主任，一位工宣队的老师傅，率领着不到四十人的“高中班”的散兵游勇来到了腰堡。
管理者也不容易啊。从数字上不正说明，即使是已报到的，也有不听召唤不来学军的吗？而事实上，这个“高中班”，直到八个月后解体，也没有满员。只是，又换了一任班主任，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同学。
到了住地，是一所农村小学。没有床。先安排我们去抱稻草。铺在教室的砖地上，再把行李打开。安顿完毕，坐着歇喘。有同学点着了烟，被不知怎么嗅到而进来的那位工宣队的老师傅痛骂了一气。我记得有“一群流氓”、“小痞子”等短语。因为一论“群”，就把我也包括进去，也包括了同屋的其他男生。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他愤愤地出去后，我这样想。
“集合啦！——”院子里一个女声在喊。
坐在稻草铺上的二十几个“流氓”赖赖地走出去散散地排成了三四行。目光瞧着四面八方。
“先唱支歌！——”那位老工人师傅提议道。
那时集合队伍兴唱歌。我们班临时选定的一个女干部，就是喊男生出去集合的那位，披了一件黄军装，象男人似的叉腰，起头唱道：
“革命风雷激荡——预备——唱——”
谁都知道，唱歌有人起头，其他人跟着唱必须从重复第一句开始。而这里跟唱的，女生是按规矩办了，男生呢，特别是被骂过“一群流氓”的男生里的七八个，扯开嗓子不谋而合异口同声，直接唱第二句：“战士胸有朝阳——”
这一下就乱了。
“停！停！——”那位女干部嚷嚷道，“成心啊，你们男生？重唱！”她又起头了，“革命风雷激荡——”
这回女生几乎不张嘴了，而男生，倒是几乎所有的人，吼着，还是“战士胸有朝阳——”
“老工人”气急败坏地站到队列前来，他也不说话，就瞪着，瞪着。一下子鸦雀无声。女生原本也没跟着，男生却像猛地塞了一节木橛，就唱了一句便戛然而止。
两个班主任呢？不在现场。好象是联系什么工作活计去了。“女干部”（后来我们叫她“革命家”）尴尬地站在“老工人”旁，也不知怎么摆布这场面。只听调遣的队列更是一副法不责众的样子，故作茫然不知了。僵局，至少维持了七十一秒到七十四秒。
场院门口，突然又涌进来一支二十几人的队伍，年龄与我们相仿，穿戴却是统一的绿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
“一群流氓！”——“老工人”斥责着，“先回屋去！”——这是对我们的话，大概不包括这个班的女生吧？他总是这么指代不明，阵线不清的。之后，他就跟刚来的那支队伍的领队，也是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接洽去了。
我们并没有全回屋。我和秦至清、赫大业、萧波等几位小学同班初中不同校高中又聚拢在一起的人靠着屋檐下的窗台，瞄着场院那边的人群。
“干什么的？”赫大业不知问谁呢。
“我去看看。”秦至清说着就走过去。一会儿又绕回来了。“说是我们校文艺宣传队的。”秦至清解释道。
“他们来干什么？”赫大业又不知在问谁。
直到学军生活结束，我们也没弄清，学校出于什么考虑，让那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和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一日三餐，插秧劳动，赛歌比舞。我们都是些很有经历的人啊！让他们感化我们？不拉他们下水才怪呢！
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校文艺宣传队里，有八九个是女性，这些女性中，有一位，谁也不会想到，竟如朦胧的月色，大半生笼罩了我心灵的原野。
她的相貌，我当时就看到：身段，娇小玲珑；皮肤白皙红润；眼神清纯沉稳；步履，慢慢的，好像一脚不踩踏实，另一脚绝不往出迈似的······
她的名字，我后来也探听到了，叫岩冰。
这样介绍她，好象过于平淡，不会让人眼球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是的，当时我还没有唐代诗人张籍“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的妙句，也没有俄罗斯文豪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四页里描绘丽莎那样的神笔。
是的，就是刚刚用过的形容性词语，也是在岩冰十九岁以后，我查了字典、辞典才凑上的。
而这时，岩冰十五岁。也是以后的推算。
当天晚上，我们还是被集合起来，带到部队农场的营房院里，露天搞了个小型的军民联欢会。
说是军民联欢，最后搞成了高中班与文艺队的较劲。反正战士们的眼里，都是学生，谁演得好都热烈鼓掌。
文艺队演出歌舞《毛主席的话记在我们心坎里》，四男四女，载歌载舞，还有伴奏。他们毕竟带有专业性质，尤其岩冰，那舞跳得，那叫一个甜：“喀喇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山当书桌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
我们高中班尽管拼凑在一起还没几天，而这个联欢也是这天到了住地临时安排的，相当于“开场白”，介绍大家认识认识，以后的十几天就要共同劳动了。但我们高中班在原学校不乏文艺骨干。比如“革命家”，噢，忘了说她的姓名了，她叫肖力。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的化名也叫“肖力”，取 “小李”的谐音；只是肖力的父亲给女儿取名时，李讷还没有化名，否则，那时代，什么倒霉事都可能发生。所以，我这样说，“我们高中班的肖力”——我还是说“革命家”吧，字少省事。
“革命家”在我们Y市一中的文艺天赋那是赫赫有名的。只是我跟她在一中不是一派组织的，所以到了高中班，我就装作不认识她。这时，“革命家”站出来，走到伴奏的几个学生面前，问一声：“《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会吗？”得到领队的首肯后，她又回到高中班的队伍前面，冲我叫道：“布渝，伴个场，你会的。”
“布渝”，就是我。我也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当时我们两派组织的文艺队都排练了这个节目，所以她知道我会。看来，在此之前，她也在装作不认识我吧。新集体的荣誉感，她好像有了。
男生们“号号”着起着哄，“来一个！来一个！”战士们是有节奏地“叭叭——叭叭叭——”鼓掌。音乐的过门儿已经奏起，“革命家”就地取材，我也只能借坡下驴：“不敬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达，唱上一只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感谢你们支左支工又支农，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立呀立新功。······”
这本是个三男三女的舞蹈。而现在只有我和“革命家”双人舞了，提步变成跨步，为了走场，动作十分夸张。我看见岩冰笑了，明丽的眼神增加了光芒，里面有一种隐秘的怕刺伤别人心的纯厚和爱抚。我知道我的动作相当舒展到位。
文艺队的下一个节目是，怎么说呢，形式是女声小合唱，内容上做了些拼接，她们好大胆啊，竟然把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词也揉进了几句。她们是这样唱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从白天到夜晚，总是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亲人，寄来珍贵信息。”“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军民团结向前进。······”
合唱中的中音部应该是岩冰的，因为我就盯着她一个人看，我注意到她的嘴型。我的耳朵也告诉我，那声音只能出自赋有庄重天性的人。但我又绝对地相信，这样的拼接组合，掩藏着一种极放肆的个人探求的渴望，不是岩冰她们十五六岁的孩子能做到的，也不是专业的音乐评价应该苛求的。
好在没人能听出来。或者是装作麻木也未可知，不过，在这里，“老工人”是可以排除的。
“革命家”又开始运作了。我见北大毕业的那个教师和她耳语，她又叫起几个女生小声嘀咕着，然后绕出场外“哆咪嗦”了几下，就又登台了。
她们也是小合唱，只是“革命家”主唱，其他的几位伴唱。伴唱的只需重复主唱的每句后面的几个字即可，当然不用排练了，也不用伴奏。
歌声即起：“解放军叔叔歌子多——歌子多；一唱就是一火车——一火车；经得起冰寒，忍得住饥渴，受得了劳苦折磨——折磨！折磨！革命的歌声震山河——震山河！”
转向了。这回“高中班”和文艺队的学生联合起来，齐声喊“解放军来一个！解放军来一个！——”
那时的解放军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跟红军时期一样，根本看不出级别，也没有军衔。唯一不同的，战士上衣两个兜儿，干部上衣四个兜儿。这时，解放军队伍里站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四兜儿”指派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兜儿”打拍子，他们唱的是《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气势够足了，只有三十来个战士，那歌声震得，麻雀不往天上飞，而往地下掉。
意犹未尽，那年轻的“四兜儿”又说话了：“我们再给老师同学唱一支《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
尽管年轻“四兜儿”有卖弄的意味，但我的确不知这支歌的名称有怎样的变化。八路军的“军”是指“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而“解放军”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武装组织，光林彪统帅的“四野”就十几个军呢。我只知道，“文革”前，更小的时候，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一个连长很滑稽地指挥唱的就是这支歌——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看到，“老工人”的嘴跟着在动，两位班主任的嘴跟着在动。而岩冰的嘴居然也跟着在动，她怎么也会唱，她比我还小咧！我都唱不全。
夜幕笼罩得不够严，上弦月在一点点憋大，已超过了半圆。一个战士又挂起了一盏灯。
这时，高中班秦至清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道：“被解放军叔叔和同学们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我也给大家清唱一曲，亚得里亚海岸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民歌，‘斯库台普克’——”
学生们嚷嚷起来了，“什么意思啊？——”“欢迎！欢迎！——”“犯病了吧？——”七嘴八舌。
秦至清不理睬同学们的吵吵，自己先过起门儿来：“咪嗦啦，啦瑞；瑞发嗦，嗦哆；咪发啦，发咪——”吵嚷声渐渐静下来。大家的神色有些疑虑了。我也听得耳熟，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只见秦至清展开一张字条——
“斯库台，普克，拉奇亚，勒谢尼，巴依拉姆；爱尔巴桑，斯库，费里——”
“什么乱七八糟的？——”吵吵声又起：“阿尔巴尼亚语？——”“用中文唱！——”
出人意料地，岩冰走到演奏手风琴的同学那里说了一声，把琴挎在自己的肩上，拉出了刚才秦至清自己用嘴哼出的过门儿。秦至清谢意地向岩冰点了点头，表情也郑重了许多：“我给大家演唱，阿尔巴尼亚民歌，‘馒头花儿开’——”
手风琴打着节奏，在等歌词。
“馒头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想吃馒头又怕馒头把手烫。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馒头凉，我的思绪彷徨，你自己去猜想！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对他讲！啊——啊——啊——啊——”
秦至清“啊”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这著名的拖腔，不是苏联的《幸福生活》电影插曲《红莓花儿开》吗？那时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友谊牢不可破，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呵，秦至清这小子儿，是在偷梁换柱啊！
再看岩冰，闭着眼，侧低着头，就一根短辫滑落在右肩，风箱已全部拉满，似沉思，似遥想。
身边的赫大业，一副得意的神情，看来他早知道这一场安排了。还可以发现几个心领神会的面孔，比如北大“老革命”，比如年轻的“四兜儿”。但最终，也没人愿意捅破。
联欢会散了。带着些许的凉意，我们学生集队从营房往村里走。月光还是明亮的，歌声倒此起彼伏起来，但都只剩一句，“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馒头凉，等着馒头凉，啊——等着馒头凉。”不知谁又加了一句，“馒头怎么还不凉？”
一阵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