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龙口夺食
街上已停了九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有隆隆的声音不时传来。
“廖耀湘兵团开来了！”旷师大喊着，“这真的有大军压境的架势哩……”
“这庞然大物这儿一搁，就像人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心焦得招不住了。”王老五说。
“急啥哩！”旷师说，“等黄齐了、干到本了，叫廖耀湘的装甲车给你上一下阵。”
“没钱哪！”王老五说，面颜的千沟万壑间透露出对钱的渴望。
旷师笑道：“你是廖耀湘的营长，他哪敢收你的钱？”
人们都笑了起来。这时，周红骑车子经过，口里念叨着：“归兮，归兮，收麦去……”
“咋这才走？”我问。
“傍晚时凉啊！——你等着吧。”
“我可能也回呀。”
周红便走了。
“那方芳跟你们谁谈着哩？这么忙天，你俩守着她。”旷师热心地打听着。
“跟谁也没谈。”我说，“她二十四号要到县上讲课去，在备课；周红在等讲课的通知；我呢，写了个总结，又在等黄头儿的下一步通知……就这样，这六月二十二日便过去了。”
正说时，周红竟骑着车子又回来了。
“什么事这么虔心，让你又回来了?”我问，觉得很奇怪。
“中学捎话叫明日讲课哩。”
“明日，在哪里？”
“噢，明日去三中，后天讲。”
我俩便来了精神，一起回到房子。周红先给他哥拨了电话，就钻进房子里再也没有出来。方芳问我再打不打电话，我苦笑着说：“我无权拨打这个电话。”
方芳听得也笑了起来。
原来，发平是个文员，给他打电话须在上班时间，且须经办公室转拨“7986”，于是，我六次拨通办公室电话，每次听到的却都是那一个令人生厌的女音。读者已经知道，那就是：“您无权拨打这个电话。”没办法，只好等那边往回打了。不知妹妹他们路途可好么！
想起颜玉早晨说的要写督教报告的事儿，我便拿起草就的《石盘镇小学督查报告》向镇上走去。斜晖脉脉，晚风习习，竟有一丝凉爽。经邮所时，竟见一位荷叶一样的姑娘迎风荡来，这不是颜玉吗！我连忙招呼：“吆，挺精神的嘛！”
她朝自己的碧裙子瞧了一回，含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呗！”她说得很认真，让人委实觉察到了她心中的喜悦。
“喂——，挺懂得‘煽情艺术’噢！”我揶揄道，“快快道来，让我也高兴一回。”
“喏，给你！喜不喜由你……”
我连忙接过她递上的报纸，细看起来。这是一张《中国剪报》，剪辑了她发表于《书法报》上的几幅书画作品，并随报附录了她的学书经历。我第一次惊异于眼前这位中专生的声光烨然：她三岁搦管临摹，从此与笔墨结下不解之缘；五岁即以“中日友情深，墨香飘四海”的书作深受中日朝野重视而名扬四海；小学至高二，时有作品获奖，此后便销声匿迹，知道去年，人们才从她报上的作品欣喜地“发现”了她；最近，她以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书作，获“中书会”举办的“绿色杯”书法大赛二等奖。剪报即以显著版面刊登了她的这幅作品：清水芙蓉。
我精神不由顿然一振，抬头时，颜玉正笑颜相视。红霞满天，红色的娇燕在练习飞翔，红色的蝙蝠在头顶浮荡，就连颜玉也成红色的了，她的绿裙子顿时被镶上了金边儿，煞是好看……
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动起来。微风拂卷起她的美发，掀动着她裙子的下款，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说：“你知道东方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区别何在？”
颜玉一下子沉吟起来，难以启齿。
“比如宋美龄和麦当娜，比如杨贵妃和……”
“东方女性天香国色，雍容华贵，最根本的是：清水芙蓉，贵在自然……”颜玉急切地表述着，竟又打住了。
“不错，不错！”我说，又逗她道，“再有没有……我出的问题不好么？”
“不是不好！”颜玉说着便笑了，“你出的问题真是即重大又刁钻，即正统又滑稽……可惜我不善抽象思维呃！”她皱起眉头，额上的美人痣更分明了。
“就用形象思维吧。”见她仍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便告诉她，“区别在于：站在高山之巅，临风飘举的时候，东方女子惊慌失措地向下紧按裙子，而西方女子则一任风吹雨打安之若素。”
“哟，这么形象？令人耳目一新。”颜玉似乎心服口服，接着问道，“哎——，咱们甭转啦，是去你那儿还是到我这儿？”
“我看，还是去旷师那儿的好。”
庆祝完颜玉的二等奖，已是晚上九点。
“想不到你在连一只剃须刀也买不到的石盘街上，给咱弄到了姜啤，而且是那么新鲜！”分手时，我说。
“不错，我们运气好！”她愉快地说，忽然发现了我的胡子，于是大笑道，“怪不得眼前站着一位马克思！好吧，Good night, Kar Marxs!”
“好梦！”
回到学校。周红正在花墙便刷牙，刷毕，嘀咕道：“妈的！咋这么个味？”
我忙将目光从他的英语教案上移开，去瞧他的“异味”牙膏。令我不能相信的是，我们的周博士用的竟是多功能鞋油。
“周先生，佩服，佩服！”我开玩笑说，“昔孔子闻韶乐，三年不辨腊（干肉）味，今你为备课而不识牙膏，可喜可贺啊！”
“哪里哪里！你别笑我。”周红沉郁地，从地上捡起了沾满尘污的“黑妹”，并不看我地说，“这课咋讲哩！”
“周博士厚积薄发，有何惧哉！”
周红苦笑着摇摇头：“甭臭美啦——咱！”
“你没信心？”
“不！恰恰相反，我现在是比什么时候都对自己有信心！”他高昂起头，对着窗前的拉力器说，“我要的是全区第一。”
“首先应该是：全县第一。”
“更首先应该是，东区第一。”
俩人开怀大笑起来。不料，方芳竟给引来了。她倚门而笑：“可不知二位有什么法宝取胜？”
“天机岂可泄露！”周红说。
“天机岂不可泄露！铁嘴和美元，此二法门，概莫能外。”方芳如数家珍地说。
见黄主任的通知像甘霖一样没有轻易降到我头上，二十三日一早我便骑车回家了。
村口早停了两辆“新疆—2”，村径上人畜往来匆忙，路旁的枯树枝上挂满的新麦穗儿颤巍巍地在晨风中静默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中，人们正挥舞着镰刀趁凉割麦。虽说天旱，但大坳里的麦还差强人意。然而，太阳的威力已增加了。我不断跟挥汗如雨的人们打着招呼，迅速朝家骑去。
场面上早堆满了麦捆儿，蹲得整整齐齐。我朝场边自家麦地瞧去，这里的麦也已收得所剩无几。我心里顿时不安起来。
“大大，你咋才回来！”从旧麦秸料的荫凉里传出一个童声，一听便知是磊磊。一会，他从撂背后转了出来，手里抚弄着一只硕大的肥杏，见我走近，边说，“大大，吃杏！”
“麦收得多少啦？”我问。
“都快光啦。你咋才回来？又不发工资，你咋才回来？”
“……”我一时语结。见他拿杏的小手仍顽强地“挂”在空中，我心里一颤，连说，“大大不吃！大大不配吃这杏子，磊磊吃了还能看场。”
“看！大大，这边是我家的，那边是我奶奶家的。”他一蹦一跳，在场里跑个弧形，拿杏的胳膊不时晃动着，“我家今年比你家多！”
瞧！小家伙“私有观念”这么“露骨”。
“你爸爸收麦回来了没有？”
“没有……”他的声音轻飘飘的，圈也不跑了，胳膊也不抡了，兀自将个黄美的杏儿放在了土尘中用手拨弄着。
我不觉难受起来，忙抱起他向家里走去。
稍门“铁将军”霸着。磊磊从柴撂里三刨两刨便寻着了钥匙，我们开了门吃起妈妈留下的早饭来。
饭毕，我一身农装，脚踩烂鞋、头顶草帽地向洼里赶去。太阳像个火球，斜刺里挂在东边，田野里泄火也似的炙热起来，夏虫躲在蔫草丛中声嘶力竭地制造着噪音；沟路上，尘土味、麦穗味、马粪味、草香味、燥热味，“五味俱全”；新鲜的马粪上，屎壳郎正在为“食品”而战……
半天，才来到一个拉麦“中转站”。说是中转站，实际是生产队时的一个旧场面。这里离家三里山路，架子车可以畅通无阻，再要到各个硷畔的麦田里，就得走小道了。现在，中转站的场面上，摆满了拉麦车子和横七竖八的小麦撂儿；混杂在车子和麦撂中间的，是牛驴骡马和“管制”牛驴骡马的弱小劳力。向下朝洼里望去，各个硷畔都爬满了趟火收割的父辈，各个小径上都蠕动着负重牛喘的亲人。这些面朝黄土，弯腰收割、肩挑背背的父兄，再一次深刻地教育着我，再一次强烈地触动着我的神经。他们正在用他们牛马般的超强体力消耗，郑重告诉我：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屈辱。你，路明——一个自小就与农民一块劳动、自小就受着“劳动最光荣”的口号的教育的农村青年，不知多少次体验了类似这种连马牛都不如的生活，难道你能违心地说这事一种光荣？对了，那你马上就得从事这种工作了。
好容易下到离中转站四里地的麦地，土塄上正放着几只肥硕的文冠果，我立即“消灭”了它们。
汗流浃背的父母和嫂子，每人脸上都显出类似哭的笑容——汗水早在他们脸上恣肆横流了……父亲肩上已红肿得老高，母亲胳膊“挂了花”，嫂子衣衫上油污全然不顾——什么是生活，这就是。
“我该干什么？”我说。心想，无论如何我是这里最精壮的老李，应该挑大头。
“快收完了，你能担的话担吧。”母亲说，揩着脸上的汗珠，“你先人快累死了！”
我默默地摸起了扁担和滑子绳。父亲却阻拦起来：“你不会担，甭担啦！”
父亲给我捆好扎稳，掂量平衡后将只捆了六个小麦箭儿的担子扶上了我肩头，嘱我走好。
我担着这“超轻”的担儿，轻松地走在荆棘丛生的山路陡坡上，泪水早溢满了我的眼眶。如麻花般扭转的山道竟自模糊了，在我眼前荡起旋来……
“哟，兄弟！你怎么像屁股底下安了马达似的利索……”一个男音喘着粗气，不用说是志宁哥在后面。
“你老哥大商人还担麦呀？”我回望时，见他正挑着一幅足有二十箭麦捆儿的担子，不由暗吃一惊地开玩笑道，“新嫂子的奶汁比健力宝、红牛还来劲儿吧。”
他似笑非笑地裂了一下嘴，却无言语，只顾喘粗气儿。
“你陡洼里那麦还是那么凶——背洼里麦子好多了……”我边想边说，“水是农业的命脉呀，也是生命之源。”
志宁哥半天也没个话。
“新嫂子真会过哇！这才几天，她就下陡洼陪你学鳖走路了……”
志宁哥直喘粗气，没接下语。
“咱们苦哪……这也不是个法子呀……干什么事，有这么苦，都会发达的。”我说，“你说哩……”
后面竟没了动静。原来志宁哥早瘫在了后面十几米远的草滩上，扁担压在他屈曲蜷缩的躯体上，使他动弹不得，甚至连喊一声都不可能。我一下子甩掉担子，飞跑着向下扑去，然而，担子太重，我丝毫不能弄动它——何况底下是志宁哥，我更不敢轻举妄动了！我在苦苦思索。最终，我将志宁哥腿伸展，猛拉着他，使他蜷曲的身子免受重荷摧残……
阳光吞噬着大地，草地像要着火了似的。志宁哥四体不收地平躺在草滩上，连喘息声都没有。然而，他竟强支着坐了起来……
我返回去担二回时，志宁哥正在中转站吆喝着儿子，瘆人的叫骂令人不忍卒听。
麦子太纤太矮了，嫂子和父母只好猫着腰不断撵着、捉着，大约割这么半亩才能捆三四箭儿。嫂子念叨着这投入和产出的矛盾，母亲为老天的不善苦恼着，父亲对这“朝天一把籽，收时一张镰”的粗放经营发着哀声，我却不断担忧其这二荒地被开垦出来的严重后果来。包产到户以来，数百亩荒山、二荒地被种上了粮食，所有的坡地的硷畔都被砍掉了树木、挖去了草皮，以弄取林草覆盖下的沃土作肥料——这种举动，俗称“杀硷畔”。可怜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勤劳非但没有使自己富起来，而且，相较之下，你们的贫穷却增加了。可悲的人们！是的，你们是在种粮食，然而，你们可曾想到，你们也在种灾难哪！你们杀硷畔的同时也惨忍地杀死了一个富于生机的自然。如此，我们终日劳苦，其实是自掘坟墓、破坏自然；我们捉襟见肘的生活，不啻毁灭。——亲爱的人们，只是这种破坏是渐进的、缓慢的，如同缓慢氧化一般难以觉察，并且有时也被我们近乎麻木的头脑所忽略，然而，如同缓慢氧化的最终结果是燃烧、是爆炸一样，我们所遭受的必将是毁灭的结果。现在，善良的人们，正可怜地坐在火山顶上，做着建设天堂的美梦，殊不知，我们的后代已死无葬身之所。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如果社会的群体行为没有一个理性的指导，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陷于悲哀：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滴水是自己的眼泪，我们所面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自己亲人的残骸。
“快完了我来担吧。”父亲说。
于是，我便背了六箭麦先向上爬去。返回的路上，父亲竟担了足有二十几箭的担子向上移着——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肩上，我立即会趴下的。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沉沉的。这时，听到一个男声——
“你父子俩，堂堂的国家干部，何必受这个罪？”是向东伯父，父亲小时的伙伴、朋友。
“不受着罪，嘴往哪儿搁呀！”父亲边喘着气边吃力地说。
“唉！还是毛主席手里好！”向东伯父憾恨地说，“如今，干部人鬼不像了。我这党员也不吃香了……”
见这位老朋友这么怀旧，父亲便将担子放在了路边想和他拉会儿。不想，向东伯父早下了这道硷畔，向沟底走去。他家的那块地与嫂子的地连畔，今年麦子不错，只可惜太费力了。
“‘孙玉亭’能劳动了。可见生活在前进，还是邓小平这套顶事嘛！”父亲似有感慨地说。
我不觉乐了。对，孙玉亭，向东伯父正是这号人。他是一个时时处处不忘毛主席语录，日日夜夜听着《红太阳》歌曲，永永远远在自己的头顶编织着一层毛主席光辉的，从来只会曲解而绝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的信徒。
“啊——，你敢打我……”一个哭腔打断了我的思索。寻声望去，一里远的背阴陡洼里，志宁哥媳妇正在嚎啕，“嗳……你敢打我！我不活了——我给你死……”我看得心惊肉跳，她边哭竟边朝沟崖边冲去……
父亲也心急火燎，口中喃喃道：“闯天祸呀，这行龙的天气……”
然而，志宁哥一点不惊，兀自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悲剧似乎已在不可避免中。可是，我看到，志宁哥媳妇竟“悬崖勒马”地回转过身，发疯般嚎叫着：“我还不死！我死了便宜你了……”说着就和志宁哥厮打在一起……
四边的人们都傻看着这俩“疯子”的表演而毫无办法。因为距他们最近的岁爷隔着个崖，再就数我们了……
“怎么办？”我犹豫地问，一半也在自问。
“别管！死猪还怕开水烫？管他哩……”父亲气恼地说，“这把人牙都气成骨头的啦！”
我一边往自家地里赶，一边苦苦地思索着，我怎么也不明白，志宁哥普天之下怎么就找不到“好”媳妇。不知为什么他的批发部生意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鼎盛。
突然，厮打叫喊声消匿了。我回头望去，志宁哥三口人正在麦地里全力扑火。火势并不猛烈，只烧了炕大一块便被打灭了……
原来，为了制止其父和继母的冲突，儿子不惜纵火麦地。
十一点时，我们总算将上面地里的小麦弄到了中转站的车子上。三亩地的麦子，不过一小车儿。本来要将嫂子沟底地里昨天收下的麦子担上来一齐拉回，但又怕装不下，所以只好先将这一小车儿拉回。中转站上，车子已所剩无几，没有拉走的车子也在装麦、勒绳、套牲口，做要走的准备。我驾辕，母亲拉驴，父亲殿后，吆喝一声，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上拉去……
我突然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的驾辕精神，又奇怪地想：不知路遥这位“一家子”有没有像我一样驾过辕。想必即便是他也驾辕，也绝非要走如此险道。
一会，前面的车子竟不走了，我们只好停下。上边传下话来，说向东伯父翻车了。人们全被晒在了这狠毒的太阳坡上，动弹不得，全都怨忿起向东伯父来。父亲忙前去帮忙。听到向东伯父反复向人们解释着：“原先预计剩半车了，没料到一车竟装了个满……咱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将车子搬起来。”
这一折磨，早半小时过去了。等回到家，已十二点半。一回到荫凉处，人就不想也不敢到太阳下去了。母亲一再说不用再拉麦去了，我还是拉了车子和驴，头也不回地向洼里赶去，因为嫂子还在洼里向上担麦哩。
太阳的热力似乎增加了几倍，路上的尘土像被炒熟了般地烫人，草里的虫儿也懒得叫唤。我的头晒得生疼，但我像阿Q一样对自己说：没啥，大概人活一世，就得如此被晒几回。
“明明，你志平哥媳妇叫我给你说个话哩！”岁爷的声音，嗓子似着了火。
“你一定嘴干了。喝口水吧！”我取下水壶。
岁爷猛灌了一气，灌毕摸着胡茬上的水说：“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啥了？我只听见你口干了。”我笑道。
“她说她黑了睡不着，叫你给他讲古经哩！”
“你的古经是出了名的。你何不去讲？”
“我？”他似吃了一惊，“我还没敢想这事哩……”
“啥事？”我故意问，“无非是说，阿拉伯商人丢了马，在集市上找到后捂住马的双眼问盗贼：‘这马既然是你的，你说它是左眼瞎还是右眼瞎？’盗贼为难了，说是右眼。商人拿掉右眼上的手，右眼好好的。于是盗贼便改口说左眼是瞎的，商人去掉左眼上的手，左眼也好好的。这样，贼便被抓了……”
“好娃！你还记着爷的古经……好孙子！”
到中转站时，不见嫂子，仅见五六只麦箭儿放在那儿。志宁哥正边装车边懒洋洋地唱着：“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凉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我问他俩为啥性子那么焦，是不是没有辣子调面。他却说是为了一个问题。原来，他俩在“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大楼”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便不惜老拳相向。
我下到沟底。嫂子正呆坐在一捆麦捆上发愣。
“怎么，快两点啦，还没晒够？”我将水壶递给她。
她连瞅也没瞅。一会说：“人气都气饱啦！”
我不觉笑道：“气饱啦，再喝些，午饭就算过了。”
嫂子早流下眼泪来，说：“人家将咱麦子收了……”
“谁？向东伯父？”我吃惊地问。
“你看着踅头……这么宽地，踅头少说也二十几箭麦了……”她说不下去了。
我早气得肚子疼开了。我火天里从凉窑里跑五六里路来到这 荒郊野地，仅仅接受了这样一个消息。
“甭背了。尽量保持原貌，找他理论去！”我说。
我们憋着一肚气回到家时，已是三点半。也巧，向东伯父正吃着馍从嫂子场边的坡里一瘸一拐地走上来。
“还没吃吧。”他说，摆出仁慈的脸孔，“回来得也太迟啦！这些娃娃过光景真是的……”
“您吃啦，大大。”嫂子说，肩头颤动着，“您吃面呀，别人还得有汤喝不是？你怎么忍心眼睁睁把我的麦收着拉走啦……”
“这娃娃瓜的！”他打断嫂子的话，“大大几时收你麦啦？大大自己的麦都拉不完，半路差点滚沟了……”
“做了恶事，天有眼哩！”嫂子冲口而出。
“这娃瓜的！大大跟你不计较……”他说着，就要走开，“你收你的麦，大大收大大的麦……”
“我踅头上麦哪里去了？”嫂子声音并不高，却很有力，“难道叫鹿吃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边走边说，“我的地一直没种够……”
“没种够你种时干啥去了？！”
向东伯父屁股上安了马达似的溜过学校墙，转眼便不见了。
嫂子没有吃饭就去寻村长。回到家，我向母亲隐瞒了实情，说是麦子蹲在了嫂子场里。
下午，我们收完了场边的坳里麦。整整一下午，没有见嫂子。傍晚时，嫂子笑逐颜开地叫我拉麦去，说村长说向东伯父‘眼睛瞎了一胳膊深’，要他给咱二十箭麦，等于他为咱担了一担麦箭。听了这事，磊磊高兴地撒起了欢儿，一边吆喝着：“秦麦变黄，绣女上场；秦麦上场，核桃半肠；秦麦下筒，核桃挨棍……”
然而，母亲却气得要命。她在忍受着极大的苦恼，如果单凭她的诅咒就可以叫向东伯父立刻死去的话，那她是会毫不踌躇地把她的诅咒说出来的。可怜的母亲！
夜，挺黑；路，很险。但走得却挺顺。暑气渐敛的田野里，各种活物竭力表现着它们的存在，萤火虫早挂出了黄绿灯笼，好像专为夜行人开路似的。我记起了小学时学的关于萤火虫的童谣来，不觉为年华老大伤神起来。到家时，猫头鹰正在枝头哀嚎……
一夜好觉到明。凄厉的哭叫撕破了我的残梦。起来一打听，才知死人了，是向东伯父。我很吃了一惊，而且负罪起来，好像死者留给这个世界可资谈论的最后一件事不是狗偷鼠窃的勾当。原来，他是因为偷一个侄子家崖边杆上的电表而摔下崖面，悲惨死去的。
人们都为向东伯父的不得善终而折磨着自己，尤以母亲、嫂子和被偷电表的家人为甚。母亲为昨天的诅咒分外不安，喋喋不休地检讨着自己；嫂子悔过的表现与母亲相似；被偷电表的家人更是恨不得自己从来就没通电……向东伯父正以自己的死教育着世人。
丧事办得简单极了。行龙的天气，大家都在从龙口里抢夺着收成。父亲抽空给儿时的好友烧了一回纸，回来时挺凄然的，一直沉默了两天。第三天，他没有再沉默。因为云翻雾转当中，天公多情地挥了一次泪，我家便塌场了；父亲歇斯底里地骂起人来，全家惶惶不可终日。
接连几天都没有好天气，父亲骂人的次数不计其数。在骂声中，湿湿的麦粒发出了新芽。父亲如丧考妣地说：“我那天不该点纸去，那样就不会塌场、麦长芽了！”听了这话，我心里酸涩涩的。
我记不得日期了，拿出日历推算半天也没搞清今天是六月九号，问问家人，更无人知。打开电视，才知全国人民正准备迎接香港回归哩。——离香港回归只剩七十几个小时，今天二十七号了。早饭后，母亲悲戚地说：“我女儿不知怎样了！你快回学校看看去，看有没有发平的消息……”
我也想起了文艺节目的事，便心急火燎地赶往学校。
学校里。郝校长房子，人民正抢着吃西瓜。
“快！路教委，来吃西瓜。”王一平喜气洋洋地掀帘招呼着。
“王一平和石宏得娃了。这瓜得好好吃……”郝校长说着，紧张地在瓜牙上迅速地移动着嘴，一牙西瓜便告牺牲了。
吃罢西瓜，我开玩笑道：“王先生，你这娃得的也太容易了吧。这才几天不见，你便喜得贵子了，难怪国家计划生育这么难。”
大家都笑开了。笑毕，郝校长说：“都说巴书记拉下都是个香的，谁知被县上批了个扎！”
众人吃了一惊，都打问起详情来。郝校长才说：“如今都兴的是酷吏，他一心为民怎么得好。我亲眼见他在县政府会议室门外踅磨哩，再一听里面，龙书记正火烧屁眼似的怒骂着，说有的镇从左的极端跳到了右的深渊，几个月财政收入不进一个字儿、计划生育没破一个白，工资倒发的利索……你听不是批他那批谁？”
人们没趣地四散了。郝校长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人来运了没办法。这才几天，这学校里便好事排队了……”
“是不是周红课评上了？”我急切地问。
“春江水暖鸭先知，你算猜对了一半。”郝校长畅快地说，“猫娃子也没白张狂呀！”
“这么说你好运真的来了，学校里增丁添口不说，还弄了两个全县第一。”
“这叫女子娃尿血——红运来了……”一个声音在窗外说笑着。
郝校长立即高吼：“志宁，你小心着！你不要将那便宜姜啤给颜玉塞了，她将来要成为你兄弟媳妇哩。今天早上还在找路明哩……”
说笑一番，我和志宁哥便来到我房子。志宁哥告诉我前天是芬的生日，芬在镇上来过。我一下子失望起来，连声怒问：“她不是六月二十五的生日么，怎么成了前天？难道生日可变来变去？”
志宁哥煞是一愣，没来由地说：“既然你这么清楚，怎么不更清楚些？”
我自寻烦恼起来，不想志宁哥就走了。我怅恨久之，百思不得其解地到四姑娘挂历上查看。令我彻底泄气的是：前天，五月二十一日，正是阳历六月二十五日。
对不起，十八岁的女孩——芬！你应该狠狠地骂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揍我。
可是，芬，可怜的女孩！她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十八岁的生日了！！
我翻弄着六朵金花的照片，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天阴沉着，一会竟下起小雨来。外望着风雨世界，想着谢花，想着芬，想着妹妹，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哎呀，我把个事忘啦！”郝校长靸着拖鞋走了进来，“你妹妹是不是走深圳啦？”
“对呀！”我惊叫着跳起来，“有消息吗？”
“平安到点了，发平说，可听说年龄不够，进不了厂。发平叫你给另办个假身份证，将年龄提前到十八周岁……”见我呆坐着，他又说，“你得抓紧点，出了门的人恓惶！”
我愁肠地出到街上，买了盒“芙蓉后”，索性朝派出所方向走去。——今天星期五，我得抓紧点。
派出所小院空无一人，砖铺的院子整整齐齐，搭衣服杆的铁丝上搭着个红色被套的毛毯，淅沥的小雨已将它打湿。我暗自为毛毯的主人担心起来。最左边的房子里，正端坐着一个打有白珍珠领带的年轻人，见我进来，毫不动容地问：“你干什么？”
我忙说明了来意。
“违反政策的事，我们不能办。”年轻人冷冷地说。
“咱俩的观点是一样的。可是，这确实有具体困难哩……”
“我再说一遍，”他打断我的话，“违反政策的事，我们不能办！”
“那，那……”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好自欺欺人。
沉默。
我看到院子里淋雨的毯子，眼前一亮，说：“你看那毛毯是不是你的？”
“哎呀——”应声而起，年轻民警飞出院去，很快扛回了湿淋淋四角淌水的毛毯，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啦！我说有个啥事哩，总也想不起来……谢谢你！”
等他将“谢谢”说了七八遍时，我便重提办假身份证的事儿，心想：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年轻民警竟爽快答应了。他还好心地提醒我下午如何如何在县公安局“过关”。
我忧虑地走在飘雨的街头。
“什么事呀，这么愁你！”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妹有消息吗？”
竟是颜玉搭着细花布伞。
“有愁我的消息。”我说，将刚才的事儿告诉她。
“我说我今天要做啥好事儿，总也没处寻。”颜玉边说边笑着，“原来是你憋在心里了！”
我一下子转忧为喜。颜玉告诉我她的老同学就在县局办公室坐堂。我大喜过望。
“要不要我陪你去县里一趟？”她笑吟吟问。
“不敢挡（当）！不敢挡（当）！”
“那我便乐得一淋了！”她高扬起脖颈，“你好像尚不明白，到县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向路边走去。一时没有车，我问：“什么好消息，让我先高兴高兴。”
“暂时保密。你先请吃吧……”
“当然，老地方行吗？”
颜玉点点头。俩人于是朝旷师馆子而去。不料，饭毕还是不见车的影子。雨却下得更猛了，夏雨潇潇，冲洗得小街一尘不染。等车的人们一律躲在店铺内，不时探头探脑出去，也有搭伞在雨中游走的。小街一时充满了情致。
“您的保密期过了没有？”我揶揄着问，“可别新闻成旧闻了！”
“现在播送本台记者颜玉采写的旧闻。”颜玉站在迎宾酒家门前的石阶上用中听的普通话大声说，“六月二十五日，《法制日报》第四版刊登了更生的署名文章《花季少女今安在》。文章尖锐地指出，有一种名曰‘法轮大法’的功夫在全国不少地方悄然兴起，坑害了不少人，曾使青春少女丧失生活信心，天之骄子误入歧途，六亲不认……”
“终于刊出来啦……太好啦！”我叫道。
“的确，能够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她停止了播诵，边想边说，“据我所知，法轮功骗钱蒙人不说，还有政治图谋。真可谓司马昭之心，其心昭昭。”
“尖锐、犀利，一语中的呀！”我赞叹道，“我的文章能拥有更多你这样的读者就好了。”
“不可能。”
“怎么？”
“因为世上只有一个颜玉！”
俩人都笑了。笑毕，颜玉红着脸说：“不过，你的文章一定会使很多人不安的，你就是第一个……”
“新鲜，有见的！”我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嘛，本来就没打算安生！”
“也许，飞蛾扑火，压根不知道痛。”她说着，竟有些凄然——不像她了。
“……”
一时无语。我朝街上张望着。志宁哥门市不断有人光顾，这时一个女孩搭伞在门前路上向这边走着，并不时朝这边瞧着，走了半回竟踅回去了，踅回了还朝这边瞅着。我有些奇怪，这时店门口出现了一个男人，粗嗓子唱着：“再回首我是你哥，再回首还是你哥……”不用说是志宁哥了。我和颜玉不觉都笑了。
雨歇了会儿。那女孩欲走未走地朝这边遛达着，张望着，这时车来了，我们忙去搭车。那女孩竟是芬！也来搭车。
感谢上帝，使我见到了芬。但是读者一定会惊异我俩的表现。挨挨挤挤的乘车群中，她匆匆走来，慢慢朝车门移着。我已经感到她离我近了，而且感到了她的态度。她神态平静，目光平静，平静地对着整个人群，也对着我。我心早凉了半截，于是不再惶然，同样平静地面对眼前一切。我们的目光终于相触，但可悲的是，彼此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更可悲的是，互相感到了一股不可抵触的寒意-----可怕的寒意。这种寒意的可怕程度到了惊心动魄的境地，使我没有勇气再看她。我也想象不出迄今为止有哪种东西能对我的内心产生如此强大的震慑，——太可怕了，这世界！
我一边隐约感到相逢之喜，一边明白无误地遭受着生命中不可忍受之冷漠，麻木地上到车上。所幸的是，俩人坐在相隔一条走道的邻座上。始终是沉默。沉默如毒蛇般缠绕着我，使我呼吸不畅。车子启动、摇动、晃动。我们的思维也动了起来。我以生来不可忍受的懦弱、颤抖着声音问：“你好吗？”
“嗯——”她也颤声，努力点着头，额前的流海下垂着，欲说还休，就要流泪了。
我强忍着没让泪水弹出，也低下头去……
噢，可怜的人！泪水便是最好的说明，还用说什么。千万的痛、恨、怨，都被这咽下的泪水消融了。
五分钟后，一切语言的交流都成为可能。我们说了很多，然而由于心情的不平静，谈话杂乱无章。我至今还能记得，芬的目光如流体般深沉，似可触摸，深深地牵动我心。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太匆匆了。似乎还不到一分钟，车子便到了县城。令人憾恨的离别到来了！
“我们下周去城原，我领你游公园吧！”我幽婉地说。
“嗯……”芬犹豫着，接着幽怨地说，“算了吧，特费钱……”她说毕，大胆地瞟了我一下，好像是对上述言语的补充，也像是她幽思的表露，又像在对我诚心进行审视。
我心里彻底醉了，得意地说：“你同意了！那老地方，两点见，不见不散！记住，星期六！”
……
经提醒，我才跟着颜玉走去。颜玉沉默着，我则被内心的狂喜击晕了。
突然，颜玉说：“现在下班时间。干脆，你在这儿等，我去他家里看看。”
不知过了多久，颜玉从楼梯口出来了，忧郁的样子。我心里一沉，莫非办砸了？她却说：“成了。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太阳不毒么！”
颜玉回伯父家了，我忙着给弟弟打传呼、向他邮身份证，电话上叮嘱他尽快办理并向深圳邮寄。待一切就绪时，已四点钟。
在车站，我又遇到了颜玉。她提着半袋足足有十几只的雪糕，在一辆途经石盘的车上招呼着我。我们一路走，一路吃着她的雪糕，到石盘时雪糕正好消耗干净。到学校时，程军正在等我。
“疯子，你差点没把黄大人魂吓逸了。”我说。
“不说这话，不说这话！”程军摇着头，继而盯着我，“你怎么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
“冤枉！”我做个鬼脸说。
他瞧瞧我，说：“屈才好啦。今天提了个西瓜来看我……弄得人心情怪难受的！”
“……”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好了好！还难受什么？也许，少一个中专生，可以多一个大学生哩……”
“谁知道会怎样，这世界真有些稀里糊涂！”
“……”程军是真消沉了，我痛苦地想。我想到小伊，但又怕程军伤心，便一直沉默着。一切的一切似乎只可增加他的烦恼，可我内心的秘密又不可能向他泄露，我真的为他的自我折磨不安起来。待我的一盒“芙蓉后”快被他消耗完的时候，他说：“今晚睡你这儿吧，我心里怪空虚。”
“秀梅和孩子怎么办？”
“在娘家，还没来呢。”
两人相坐到九点，竟没拉灯。一会，黄主任却闯了进来：“路明，黑灯瞎火地干什么？”
我摸了半天才将灯弄亮。
“这是雷冰南要的证明，给放下！”他说着就走了。一会，又返了回来，“你跟前是谁？莫不是咱程老师吧……你好！你兄弟来啦……”他和程军煞是客气了一番。末了，他说：“这收麦的天气，来到学校怪清闲的！咱弟兄们出去喝几盅去……”
程军早乐得坐了起来。
从旷师馆子里出来，已是十一点光景。程军又要上中学睡去，还非得拉上我。面对他的脆弱，我自然是百依百顺了。
经过农机站时，程军要小便。我就搀着他向靠收割机的厕所跟前摸去。他窸窸窣窣半天，竟全尿在了裤子上。
往中学的路上，全摊着附近农民收回的小麦，我就扶起程军沿着路边走。不料，路边却摆满了木棒、石块，我俩被绊倒了几次。这还莫说，最令我头疼的是，中学大门锁着，我无法将面条般软的程军弄回学校。正在我犹豫不决时，一辆蹦蹦车从路上疾驰而过，尾部喷出火焰来。程军一下子惊醒，吃惊地说：“路上的麦子会被点燃的！”
“那怎么办？”我也不无担忧，“一旦路上的麦子燃烧，空中的电路立即就着火了……天哪！那将是一场灭顶的火灾！”
“咱俩寻两把木叉吧。”程军说。
“咱俩！”我说，“这一条柏油路，上下几百里，咱俩有多大能赖？”
“那咱们通知农户，叫他们自个收拾自个的。”
我俩煞费苦心地敲开了几家门，但主人们全没有好声气，程军差点和一家主人骂起来。我俩装了一肚子恶气，翻门回到了中学。
程军的酒气开始散去，喋喋着说：“我一连几晚都做恶梦，所以对啥事太敏感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任他去吧！”
然而，事实证明，我和程军的担忧远非杞忧。我要沉痛地告诉读者的是：像一场恶梦一样，第二天早晨，当我俩吃完屈才昨天送的西瓜时，听到的是屈才被烧死的消息。学校院子里，有农民企图滋事，他们在怀疑我和程军是点火事件的凶手，要将城盘公路沿线农民的损失计在我俩头上。
程军拿起杀过瓜的菜刀发疯般冲出房门。滋事的人早吓飞了魂，逃出校门去……
我为程军担心，他却说：“你不用管我，我一不会死，二不会疯，我不要作廉价的牺牲。”
回到小学，黄主任再三赞叹周红表弟飞蛾扑火的精神，说他是“赖宁第二”，是为了扑灭公路火灾献身的。最后，他指示：教委只排两个节目，一是小杜以前编的快板《治穷必先治愚》，二是将屈才的故事搬上舞台。
文艺排练很快拉开。我抓紧写《飞蛾扑火》的台词，乔菊在训练演员。下午三点时，排练人员得到了充实——方芳和周红从市上回来了，双双捧回了个全区二等奖。于是，晚上大伙痛饮了一顿。程军作为特邀嘉宾，醉得最早。周红也醉了，不断大吼着：“Go, Girl, Girl!”方芳兴之所至，竟也能划拳行令，吆五喝六，只可惜门拳都醉完了，她英雄无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