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性看台

人类知识的进步如同一条有路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的智能是不会徘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和伟人。有人虽然有着天生的才能，理应在某个领域中成名的，却生长在后面的时代，并被当时的潮流所吞没，而不得已去追逐他们并不擅长的那种悟性。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功成名就，却生不逢时，备尝艰辛，一生默默无闻。

1、 悲观主义

　　    罗 素

导读：人类同动物一样，对生存竞争较为适应。当占有财富，不需付出努力,便可满足一切时，生活中缺乏努力，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很容易实现，他便会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

　　同其他时代一样，当今社会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看破红尘，认为再没有值得生活下去的愿望。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幸福的，他们却引以为荣，他们认为这是对待社会的唯一可取的态度。

　　对自己不幸的自豪、夸耀，弄得那些不成熟的人，以为以苦为乐的人并不痛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那些受难者在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却无法弥补失去的快乐。

　　我认为，人不快活是没有什么理性的。智能的人只要形势允许，是会感到快乐的，当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超越极限而变得痛苦时，就会考虑别的问题。我想奉劝读者，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智决不会阻止人们去获得幸福.那些把自己的悲哀归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犯了颠倒是非的错误。

　　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导致他们去思考世界上那些不令人愉快的方面。对当代美国人来说，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来：对我们的祖父而言，是拜伦的观点，对所有时代的人说来，则是《传道书》作者提出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在宇宙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虽说如此，我们并不因作为人而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那样活着。”

　　拜伦这样写道：当思想的光芒在情感中渐渐衰落，这世界给予的快乐没有一个能像它带走的一样快活。

　　《传道书》中说我羡慕那些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还幸福.但我还没有出生，没有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到了悲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生活在纽约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世界，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建造水池、拥有男女佣人，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能依然没有丧失。他把这一切，甚至智能都看作一片空虚。我决心辨明智能，却发现智能越多，烦恼越多。学问越大，忧虑越重。

　　智能似乎使他恼怒，但又无法摆脱。

　　我自言自语：“来吧，享受快乐，分享幸福！”但这也是空虚的。

　　智能仍与他同在。

　　我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聪明又有什么用呢？

　　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只能使我烦恼，一切都是空虚的。

　　幸运的是对文人来说人们不再读以前的那些东西了。读了便会得出结论：不管人们对水池发表什么议论，新的论述必是空虚。如果我们能表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贤士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表达同样情绪的词句而忧伤了。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及其理智在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别。没有必要与情绪化的人展开辩论，它会随着某一事件，或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一切都是空虚，我对这种情绪的摆脱并不是通过哲学的方法，而是由某种行动促成的。

你的孩子生病，你会不高兴，但不会感到空虚，你会觉得孩子的身体康复是应该关注的事情，根本不必去考虑人生是否有价值。富人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如果他恰好丢了钱，便会觉得下一顿饭就不是空虚的了。

　　人类同动物一样，对一定生存竞争较为适应。当占有财富，不需付出努力,便可满足一切时，单是生活中缺乏努力，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很容易实现，他便会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既然有了一切的人并不幸福，那么人生必定是不幸的。他忘记了我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情绪就谈这些。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天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前人、往事无人追念，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上面这些见解可以用现代哲学家的思想来解释：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永远在运动，没有什么会永远停留。

　　一个人去世，后代继承他的遗产；河流奔向大海，河水却不能待在海洋。如此周而复始，在无穷尽的循环中，人类和万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发展，就没有成就。如果河流有智能就会待在原地止步,所罗门如果有智能，就不会去种果树，让他的儿子来坐享其成。

　　如果是另一种情形，这一切就完全不同了。天下没有新事物出现？如何解释摩天大楼、航天飞机和政治家的演说？所罗门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讲话，那对处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又有何意义？如果他有一个新闻剪报机构,向他报告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宫殿富丽堂皇和舒适安逸，那些同他争论的圣哲的困窘，他还能说天下没有一件新事吗？

　　这些事物虽说不能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克鲁奇对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下的新事物太多。如果没有新事物或出现同样令人讨厌的话，那说明两者都成了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有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它们又回来了。”

　　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便会说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处的。如果河水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就会像雪莱诗中所讲的那样，欣赏有冒险性的旅行。

　　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可以从两个观点来讲：从继承人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没有什么大的悲伤。认为一切事物都带有悲观的原因也不尽然。如果接着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如果所罗门认为，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

只思考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在于将要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无所谓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同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像的痛苦之后，最终有了圆满结局。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能说是悲剧？相反，如果我长生不老，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会失去吸引力。

　　《传道书》是悲剧，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之所以悲伤，原因是中世纪的及以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鬼魂困扰作怪，并没有认识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宛如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远方。”

　　这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适用的.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无法摆脱婴儿的那种寻求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

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他好像这么认为，六十年前如达尔文、赫胥黎一辈人所期望的科学的价值，至今未贡献出来。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生造的。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出现悲观主义。

　　克鲁奇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而增加了，但在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大战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知识分子遭受到了苦难。

　　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影响，比较理论对世界本质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

　　培根说：“我们这一时代比起任何一个时代来，更多的是罪恶统治着世界。罪恶与智能绝不兼容。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考虑一下吧：到处都是腐败堕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追逐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可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整个牧师阶层追求的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会，巴黎或牛津，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圣贤时，他写道：“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开明快乐,他们富有幸福。这一切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作中都能读到。他们得到了智能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知识。”

　　培根说出了同时代文人的看法，他们当中的人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满意。这种悲观论没有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最为感伤的是谈爱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看穿了它。“对怀疑心里很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来说，爱情起着他们已经丧失了的、惟上帝具有的功能。那些顽固的人，面对爱情,变得神秘莫测。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

　　他们认为，在生命深处，应奉献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应该作出一切牺牲，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比起他们来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只有习惯了，才能理解无神论究竟是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如此之大。记得我在年轻时就很熟悉的那些老妇人，她们都是那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典型。一位是清教徒，一位是伏尔泰门徒。前者哀叹，关于爱情的诗歌实在太多，她认为爱情是个没有意义的主题。后者则说没人可以说什么来反对我，破第七诫总不如破第六诫那么坏，不管怎样，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行。

　　这两种观点，同克鲁奇声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的意志显然来自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作家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和谐的。最好的例子是罗伯特·布朗宁。

　　应该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感谢上帝，他卑微的众生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为什么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态度便是战斗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

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朗宁夫妻那样互相爱慕的社会，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会给予夸奖，这是令人高兴的。在布朗宁责怪菲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功能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对冷酷无情的公正批评，寻找庇护的欲望是有关系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我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得时间很长，很难符合克鲁奇提出的现代人的标准。但我并没有失去爱情的信仰，我所信仰的那种爱并不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羡慕。

　　这种爱是有冒险性的，睁开双眼，在它给予善意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把邪恶遗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就把那些形容词，贴在他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饿比现在厉害，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使人们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因为在无意识中，一般人仍然信奉旧的准则，当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心理。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不会很多，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顾忌的那群人。

　　如果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也有真诚的信仰。

　　使人走上愤世嫉俗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人的意志统治，以及缺乏理性的伦理道德今天的人正是依此来调节他们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对过去的哀悼、怀恋，而是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新观念，摒弃的旧思想。

　　要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但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

　　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爱情！人们太错怪你了，说你的甜蜜是痛苦，你却结出丰硕的果实，没什么比你更甜蜜了。

　　这几句诗的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者寻找答案，不过是自我欣赏。爱情是快乐的源泉，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爱情的价值在于它促进了一切最大的快乐，如欣赏音乐、日出以及大海。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是无法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的。爱能够打破自我,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感投入。

　　在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崇高，有的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就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标，或把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不一定需要各种群体社会的努力。

　　应该指出,这些观点不论是在道德理论上，还是在人的本能的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才得以生存的，大自然赋予了人那种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

　　爱情是合作情绪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每一位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不会满足这种哲学，即认为不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方面，父亲情感甚至更要强烈些一点，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最高形式的爱，不是很普遍的。我确信，爱的最高形式所体现的价值，还未被人弄清，其自身的价值，也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克鲁奇对悲剧的看法是，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再强烈的表现力，再好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写出了他作品的原材料——人类尊严观，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人生的丰富的想像力——这一切易卜生不具备。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祇、人类和自然都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是因为人生的平庸，加到了我们身上，才导致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有了这一理论，想像力才得以证实。”

　　描写王公贵族及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是不合拍的，人们想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其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我们对生活看法的倒退落后，而是我们不再把某个人看作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其他人不得不辛苦劳动，以此表现出少数人的伟大。

　　莎士比亚写道：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君王们的生死才会有天象感应。

　　当时，这种观点人们并不接受，但至少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诗人辛纳之死是喜剧，而布鲁图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它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也深入到我们的信念之中。所以，今天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密切相关。

　　就拿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来说，我不觉得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优秀，但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是实际的，关注的是英雄行为。亚里士多德说：“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已被抛弃，平庸的事物又不能代替。

　　在克鲁奇的书中,几次提到绝望，人们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接受所感动，但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许多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联系，但人的感情要严肃和有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联系。

　　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我劝告：“放弃写作的企图，别去写什么，到大千世界中去.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俄罗斯去做劳工,让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精力吧。”

　　我只是向患有克鲁奇先生疾病的人,推荐这一行为课程。我深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他们就会发现，尽管在抑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你就理解自己写作的意义了。

2、 厌烦与兴奋

　　　　　　罗 素

　　导读：随着人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那些有条件的人不断地从一处转向另一处，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带到哪里。

　　厌烦是人类的一种心理行，但其作用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我相信，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起推行作用的。

　　厌烦似乎是人类独具的一种情绪。

　　铁笼中的动物也会变得烦躁不安。从性质上来说，我认为他们的体验是不可能同人类的厌烦类比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警惕敌方、寻找食物，有时他们在求偶，有时在设法保持温暖。当他们不快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厌烦。

　　可能类人猿在这方面同我们相似，只是我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没有机会做这一实验。

　　厌烦的特征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更易为人接受的状况进行比较。

　　厌烦的另一特征，是人的官能不能处于繁忙紧张状态。从企图危害你性命的敌人身边逃跑，我想这是令人难堪的，但这不是厌烦。一个人在被处死时，是不会感到厌烦的，除非他有那种超人的勇气。没有人在上议院作演说时会打呵欠，唯一的例外是已故的德文郡公爵，他因此受到贵族的尊敬。

　　从本质上说，厌烦是一种受到挫折的欲望，那些期望发生的事件，本身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厌烦的反面，不是愉快，而是兴奋。

　　追求兴奋的欲望根植于人类的心灵之中。尤其是男性，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更容易得到满足。

　　追猎是令人兴奋的。

　　战争是令人兴奋的。

　　求爱是令人兴奋的。

　　一个野蛮人，会在一个女人身旁睡着她的丈夫时设法和她通奸，他知道，只要她的丈夫醒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单调枯燥，除了贵族外，他们仍然停留在狩猎时代。

　　我们听到过有人对机械生产劳动的单调抱怨。我想，用旧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劳动是最枯燥乏味的。机器时代减少了人们所感受到的厌烦的总量。在雇用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并不孤独，夜晚的时光，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度过，这在旧式的乡村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还是看一下中下等人生活的变化吧。从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做完家务，一家人团团围坐，享受团圆的欢乐。她们不许看书，不许离开屋子。当时流行的做法是，这个时候应该由父亲与她们说话，这对一家人来说都应是一种快乐。如果运气好，她们最终结了婚，于是，便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她们的青年时代同自己的经历一样无趣。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或最后当个老奶奶的侍女仆人这种命运正像野蛮人，施加于其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可怕。

　　当我们评判一百年前的世界时，应该记住厌烦是一种重负。厌烦的压力会随着历史步伐的迈进而越发沉重。想一下中世纪农村冬天的单调生活吧。

　　人们不会读书写字，只有蜡烛在夜里给他们光明，柴火的烟雾充斥了屋子，室内寒冷。外面的道路实际上不能通行，他们见不到来自邻村的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促成了搜捕行巫者这种习俗的产生。

　　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经历的厌烦要少得多了。我们开始知道了或者说是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对兴奋的积极追求来避免。

　　现在女性自己谋生，原因就在于此。她们能够在晚上自由地去寻找刺激，去躲避祖母一代人，当年不得不忍受的时光。现在，人人都可以住到城里，在美国，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年轻的人相见约会，比前来方便多了，每个家庭女佣可以期望一星期有次社交聚会，这足以使珍·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期待不已了。

　　随着人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那些有条件的人不断地从一处转向另一处，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带到哪里。狂舞高歌，饮酒作乐。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希望有更多的乐趣。

　　那些谋生的人，在劳动时间里只好忍受厌烦的折磨。那些有足够的钱财以免却劳动之苦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理想。

　　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我决无诋毁之意。人会有中年，晚年。人到二十岁时想道，到了三十岁生命即将完结。

　　也许把人的生命资本，当作货币资本来花是不明智的。也许一定量的厌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人们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许多民族时刻怀有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手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枯燥生活的方法，除非政府加以干预，他们便会喝得烂醉如泥，。

　　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与邻居吵架，也要比无所事事好一些。厌烦对道德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所犯的罪恶中，至少有一半是由厌烦引起的。

　　厌烦有两种，一种是产出型的，另一种是愚滞型的。

　　毒品对人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有时候，医生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这种情况比禁烟主义者假设的要多。但对毒品的迷醉狂热，甚至让不加约束的本能行动所控制，这是决不应该的。

　　过于兴奋的生活，也会使人疲惫。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得到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那种被认为是快乐的主要成分。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如同一个对胡椒有着过分嗜好的人一样，对使人窒息的高数量的胡椒，他不能品尝出味道来。

　　要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限度的厌烦是必要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健康，还会削弱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

　　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有益身心。但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就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克服厌烦。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厌烦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趣的时候。试想，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对着摆到他面前的《旧约全书》手稿，不难想像他会发表出什么评论。

　　苏格拉底出席宴会，当喝下去的毒芹酒开始发作时，也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相当的满足，他一生中，多半时间还是静悄悄地在家乡生活。据说康德一生，从未离开柯尼斯堡十英里远以外。达尔文，在周游世界之后，余生就是在他自己家里度过的。马克思则掀动了几次革命，尔后在不列颠博物馆度过了他的一生。

　　可以发现，伟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们追求的快乐并非那种兴奋的快乐。不通过奋斗是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的，这种奋斗是如此艰苦，如此使人全神贯注，以至于使人没有精力去参加娱乐活动。

　　人的忍受能力应该从小培养。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却给孩子提供了过多的娱乐活动，诸如电影、戏剧、味美的食物等。他们没有认识到，孩子们需要的快乐，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取得。

　　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付出体力代价的快乐活动，诸如看戏等，应该尽量减少。这种兴奋的本质如同毒品，兴奋越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就越强烈。

　　儿童就像一株幼苗，应使他不受干扰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这样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印象，对孩子是无益的，会使得他们长大后，缺乏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只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

　　我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好处，我只是说，某些美好的事物，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单调时才有可能获得。以花兹花斯的诗《序曲》为例。对每一位读者来说，在花兹花斯的思想和感情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城市青年是不可能引起共鸣的。

　　一个孩子或青年，在他具有创造性目标时，他就会甘于忍受巨大的厌烦，他认为这是走向成功的条件。如果一个孩子过的是放荡生活，那他的头脑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头脑里想的是下一个快活享乐，而不是想着遥远的成功。

　　那种不能忍受厌烦的人将是小人，这样的人会与社会发展分离开来，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都渐渐消亡，就像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一样。

　　我并不喜欢用华丽的语言，如果我不用有些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就无法表达我的意思。不管我们怎么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我们的生命就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像动植物一样，我们也从它身上汲取营养。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四季交替，休息和运动一样重要。对儿童来说，比成人更为重要的是，同地球生命的潮汐涨落保持某种联系。通过无数世代，人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在复活节里也体现这一状况。

　　我认识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年冬天，他第一次被带到葱绿的乡间去散步，一切都是湿漉漉，道路泥泞。在大人眼中，这很平常，但在孩子的眼里却闪出奇异的光彩。他跪在潮湿的土地上，把脸埋到青草里，嘴中发出快乐高兴的咿呀叫声。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欢乐是原始的、质朴的。

　　有许多快乐，它本身和大地的联系因素。

　　这类快乐一旦停止，就会使人感觉无聊不满。这种快乐不是幸福。那些把我们和大地的生命连接起来的快乐，有着使人得到满足的东西停止以后，它们带来的幸福依然存在，尽管其强烈程度比起那些更令人兴奋的放荡要弱小。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便显示了与大地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最原始的形式，在高一级的形式上，同样的情况则可以见诸诗歌。

　　莎士比亚的抒情诗感人之处，是因为诗中充满了使幼儿拥抱草地的一种欢乐。请读一下，你就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表达感情，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爱情和纯粹的性爱之间的差别。

　　爱情是这样一种体验，它使我们整个身心得到复苏。但没有爱情的性交就不属这种情况。在瞬间的肉体快感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厌恶，以及生命空虚的意识。

　　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包含这种东西。

　　都市人所遭受的那种厌烦，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这种分离使生活变得无聊而乏味，犹如沙漠之中的朝圣远行者。

　　那些富裕有钱、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他们遭受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厌烦，是由于他们对厌烦的恐惧而产生的。当他们逃避厌烦时，变成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的牺牲品。

　　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宁静安全的生活。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才存在着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3、 人生的意义

　　　　　　　　　　　　　　　　　　　　泰戈尔

  泰戈尔（1861-1941）印度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泰戈尔自幼就不习惯家庭及学校刻板生活，之后他在文学上展露才华，写许多诗词、田园诗篇等，他是印度诗哲，曾经来过中国。泰戈尔的思想柔和东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导读：善意如同爱，是自我在人群世界的自由实现。为了实现个人与宇宙的和谐，个人必须过着一种完美的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能使他获得超越个人的自由。

   我曾说过，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宗教的主题上，我所主张的宗教是一种完全关乎人的宗教，我的主要目的完全是为了帮助人类朝着人性的无限面发展，熏陶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同时,我要大家明白的是，印度心态的趋势是朝着超验的方向前进，他们并不把宗教当作一种最高的目的，而是把它当作跃向更高目的的一种手段。

   这种目的是要人类穿过其有限性，而在宇宙精神中寻求个人的完美解脱。 

   这种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可借用科学来说明。

   科学可以说是物质知识领域的神秘主义。它可以引导我们走出表象世界，在抽象的原理中获得事物的内在实相，它使我们的心灵从感官的王国中解放出来，而进入一种理智的自由领域。

   不可否认，呈现在我们肉眼之中的世界普遍的感观,对我们而言,也具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为了日常的实用目的，地球仍是圆的，太阳仍落于西方，不管数学家对时空的看法如何,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表。在有关艺术以及日常的喜好上，我们仍以肉眼观看并以表象判断物体,而不以其本质来衡量它。尽管科学的显现超越了我们直接的感应力，它们给了我们无私喜悦的最纯粹感觉。

   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物质的神秘知识，它虽然超乎我们想像力之外,但我们却能谦虚地接受着它，并领悟科学先师的启迪,使我们的理智摆脱表象与个人偏见的束缚。这种科学心灵乃构成一种非人格的无限性，在这个领域，一切善恶、高下、美丑、利弊等皆不分轩轾,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公认的尺度。

   而印度心态中日思夜梦的精神最终自由,在其实现上，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它摆脱一切人格性的界限、剥除了道德及美学性的分野，它是存在的最纯粹意识，它是具备万福无限光辉的最高实相。虽然科学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心灵领域的最高境界，但它却是无法越过自身逻辑符号的创造物。在印度的瑜珈境地中，我们的意识在经过专神与寂灭的深沉过程的洗练之后,便可进人无限领域,在这种领域中，知识已失去其知识性，主体与客体冥合为一体，这种存在状态是无法界定的。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人格性的自我。它想要创造一种能使自身获得无限活动与满足的精神世界。当它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时，我们便能在自我否定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完美性。而这种事实足以使我们明了，个人只有处在一切个体的基本实相中，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这种实相乃是人类价值领域的精神及道德基础。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宗教。科学是我们的知识在普遍理智里的一种解放，它不可能是人之外的另一种理智,而宗教乃是我们个人人格在恒久人性的普遍自我中的最终解故。

   印度古代的心理探索者宣称，我们的解放可更深入地进人到一种不被人性限至的无限领域,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主张，他们主张追求一种人类最高目标。我们更应该在人生的阶段中开拓我们的生命，发展人性的完美,以超越自由的障碍。

   人类具有两方面的完美性，存在的完美性以及行动的完美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分离的。由于训练或强迫的推动，好的成果有可能出自一个人格并不良好的人。出生入死的壮举有可能出在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身上。这种成果有可能造福一时，也有可能造福后世。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功利性，在于其道德的完美性，我们所要关切的其实是个人善行的内在真实性。

   外在成果虽能功名一世，但具有无穷价值的，却是人格的内在完美性，而这种价值乃是精神上的自由。善意意味着精神从自我中心的解脱，在善意中，我们自身才能与宇宙人道精神合而为一。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造福自己的同类，更在于我们实现自身的真理性，在于显示人不像动物个体的情欲与嗜欲限制，在于无限完善的精神实现。

   善意如同爱，是自我在人群世界的自由实现。我们对真理的体现，不能出于世俗的责任要求，而必须出自我们的内在诚意，真理的最终实现孕育在精神的实现，孕于我们与永恒的结合及完美的和谐。否则，机械的完美性远比精神的完美性更为高。

   为了实现个人与宇宙的和谐，个人必须过着一种完美的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能使他获得超越个人的自由。

   大自然的生物目标，常能使我们不畏惧死亡,并因此使我们对生命具有一种强烈的信心。然而我们的形体生涯与外在环境却能在我们庆胜的一刻舍弃我们，最伟大的盛业也有结束的时候，而一切将化为乌有，最强大的帝国常在登峰造极的一刻荡然瓦解。它的可怕常因我们不觉得它可怕，它的危险也因我们不觉得它危险。

   也许，我们的一切道德关系也有其终止的那一天，但我们却不能。如果只因它不能永存的话，我们眼前的行动将要立即受到惩罚。

   人群关系即使是短暂的，只要它是真实的，我们就不可以等闲视之，而将它委弃不顾，否则，人群关系将变成人群枷锁。

   灵魂诚然是伟大的，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将自我完全灭绝。灵魂是目标.自我是途径,我们不能因目标而舍弃途径古代印度的伟大导师都认为人类的灵魂是至大至伟的，而其尊严在梵天境地里达到极峰。任何有限的人性观点都是不完全的观点。

   曾一度为王的巴特里哈利说过：“如果你获致—切欲望的源头;或将你尊贵的双脚跨在敌人的颈上,或有幸呼朋结党，甚至能长生不老那你又能怎么样呢?”

   这意思是说，人类比其他一切欲望的对象更为伟大。而他唯有在自由中才能成其真我。

   但是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防力量的分散与浪费，然后才能获得源自这种约束本身的动力。有些政治家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上的自由，巩固政治权力,往往限制行动与思想的自由，甚至牺牲了良心的自由,正是这个原因。

   印度过去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也曾一度接受这种社会系统的约束,正如骑马者为了加快朝着目标前进的速度不能不套上缰绳,快马加鞭一样。天下无不散的酒席，也无无止的歌曲，但正因我们无法在中途停唱，我们尤须尽情唱到底。

   印度心态教示我们，千万不要在曲意正浓之时戛然而止。不错,世界的无尽过程,自其黎明迄今一直绵延着，但不可否认的，我们个人与它的关系却有终止之日。难道这样我们就可以临阵打退堂鼓吗?

   我们印度曾将人类的世界生活区分为几个阶段,其目的在于使人们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通常将一天区分为早晨、正午、下午、傍晚等四个阶段，而我们印度也根据人类本性的要求，将人类生活分为四部分，白昼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其昏暗欲遮的一面，同样,人类的形体有强壮的一面及衰弱的一面。

   第一个阶段是它意指教育训练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世界性服务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束缚解除的静居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静待寂灭,无限自由的阶段。

   目前普遍流行的人生观通常将生命视为一种与死亡战斗的悲剧，它们将死亡视为一种挑衅的敌人，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凋谢，而这正意味着,我们正步步退让地跟死亡展开无力的挣扎。当青春行将消逝时，我们便处心积虑地要挽回它。当我们的欲火将熄时，我们便鼓起勇气希望去催醒它。

   当人们擞手西归之时，仍不忍抛弃自己的财富。

   我们逐渐失去顺天应人的自然胸怀。不能豁然超脱于物外，但外物绝不可强求，当我们一心外驰而不知内敛时，真理将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不能以一种和风熙人的宾客的身份来临。

   熟果的花梗有松脱之日，而其果肉也有腐烂之时，然而它的种子却因新生命的来临而变得更坚实。在人类的内在生活里，他的意志居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内在坚实赖于他的心灵充裕，一些内心空虚的人无法为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立下铺路工作，当他们齿牙动摇的时候,仍然会牢牢地抓着自己的生命，深恐死后突然与万物迁化。

   旧的不死,新的不生，这就是内在世界的真理。

   为了果实的成熟，花瓣必须凋谢，为了新树的出生，果实必须掉落。婴孩必须离开母亲的胎房，才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身心的更进一步发展。其次，灵魂必须走出自我的牢笼,才能获得更充实的生命，而在各种不同的亲和关系中，形成一种更大的形体，最后，当他心神不安时，他才能安然地撒手西归。我们的灵魂在历经忧患之后，才能离开他的狭隘生活,而走向宇宙生命，他智能的累积将与永恒的生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最后，当他的肉体生命结束之时，他的灵魂便安然无悔地走向永恒无限之域。

   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群体走向宇宙,从宇宙走向无限—这正是灵魂发展的正常过程。

   基于这种精神目标,我们的先哲在其生活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并不仅在书本及事物上努力,而且特别注重生活实践上的教训，人世精神与出世精神都能齐头并进。

   生命本身即是以梵天解脱为目标的一种天路历程，而它的生活即是严肃而郑重地穿过各种不同阶段的一种精神炼狱。而它的一切学习者，自其起步之刻就应该遥望着他灵魂的最终目标。

   当我们心灵缺乏中和之气时，我们将盲目逐，这正如火上加油一样地使火势越来越盛。我们的心灵有必要认识、甚至希望自然的界限，并使精神和谐。

   其次一个阶段是世界生活的阶段，即管家的生活阶段。只有在我们的欲望学会自制并且平息之后,才能变得自在自如。唯有在这种情况下,管家的国度才能成为全世界的福灵中心，而助长我们最终解脱的实现。

   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到此算告了一个段落，接下去,形体的逐渐衰退乃是它自然凋谢的一个警钟。但它绝不是悲惨下场的一个凄凉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结束的成熟喜悦。

   婴孩离开子宫以后,他仍在母亲的怀抱里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使自己逐渐适应一种新的自由。在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里，我们一方面仍与世界保持接触，但另一方面却开始准备进入完全自由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仍将自己的智能贡献给这个世界，同时获得它的支持，但是这种交流关系与前一个阶段性质并不相同，它们开始建立一种新的距离感。

   最后,当这种自由关系接近尾声之时，解脱之魂将离开一切约束关系，面对至高的灵魂。唯有循着这种方式，人类世界的生活才能从头到尾真实地展现着,既不会因越轨而夭折，也不会因死神的蛮横出现而手足无措。

   印度的这种人生四重性旨使人类顺应宇宙的伟大和谐，使他们不流于猖獗个人主义的无度追求，并引导他们走入至离境地而获得最高的中和与统协。

   我们真正信仰这种信念，我们必须坚强地建立起生活的理想,而在这种理想的要求下，一切个人的荣辱及国家的盛衰都是次要的，只有人类灵魂的胜利及其无限解脱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孤立个体绝对寂寞的理想并不是印度的唯一信仰。

   他们认为，我们对上帝的虔敬可以永远不灭。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至高的真理，他们并不羡慕人道的持续航行。他们深知人类的不完美是悲愁的根源，但在我们的有限领域里，如果我们能实现爱的伟大的话，我们将能坦然地接受痛苦，从而超越痛苦。

4、 报复心理

　 培 根

　培根（1561-1626）培根一生做了许多大事，也写了许多传世的论文，对人类有许多贡献。他是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后因受赂案罢官，从此归隐田园，从事写作，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代的奇才。

　导读：一个人如果对敌人采取报复，那么他就和敌人一样恶劣，宽恕乃君子之风，如果能宽恕别人的过失，自己就表现了高尚的节操。

　　报复是一种野蛮的制裁行为，人性普遍都有这种倾向，应该用法律来加以禁止。

　　侵害只是一种犯法的行为，但对侵害者施行报复，那就侮辱了法律的权威性与藐视法律的尊严。

　　所罗门说：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聪明人知道最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计较过去的事情又能怎样呢？所以，为既往的事而烦心忙碌的人只是白费中力。

   没有人是因为喜欢作恶而作恶，人的作恶一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快乐或荣誉等。既然足这样，对于那么爱自己的人，我们也无从生气起了。

   一个人的作恶如果纯粹是天性顽劣，喜欢像荆棘那样乱刺人，那是因为他除了这天赋之外，没别的了。

　　如果是很严重的侵害行为而且法律无法补救的，那么报复行为的确是可以被理解的，不过应有个前提，即是报复行为不能抵触法律，否则，他便会受到双重处罚，一是原来的侵害，一是与法律抵触而受到的法律制裁。他的敌人则只受到一种罪恶行为惩罚而已。

    有的人会正大光明地事先让他的仇家知道他要采取报复行为。或许他的动机并不想

加害他的仇人，只是要使他的仇人能够改过就好，而狡猾却常趁人不备时加以报复，这的确不是强者的行径了。

　　佛罗伦萨大公爵卡斯穆对于失信不忠的朋友，曾说过尖酸刻薄的话：圣经上教我们宽恕敌人，却没有教我们宽恕朋友。

　　这好像是说朋友的过失是不可原谅的。圣经把福祸都同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说：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福泽来，难道就不肯同样地接受灾祸吗？

　　这种想法是非常高贵的。因此，我们对朋友也要宽宏大量，因为我们接受朋友的温暖，当然也得对朋友带给我们以他并不可恨。

   维特在给威廉的信中就曾表示，他并不会很嫉妒阿尔贝特。直到小说的独白转为叙述时，两人之间的对峙才尖锐化并带有敌意，似乎嫉妒是与由我向他的简单转化俱生的，从想家的独白渗透着他人的存在转为他人的叙述时而产生，这是一种合乎常理的声音。

5、 宽容之心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法国思想运动的先驱，是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其作品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赞成民主，倡导革命，其思想在世界上很有影响。

　　导读：宽容是什么？它是人性的一种特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缺点和错误，让我们互相原谅彼此的愚蠢，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

　　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伊斯兰教徒、中国自然神论者、婆罗门、希腊基督徒、罗马基督徒、基督教新教徒和贵格会教徒，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伦敦、苏拉特和巴士拉的证券交易所互相做生意，可他们并没有为他们各自的宗教争取灵魂而拔刀互相殴斗。我们为什么自尼西亚会议以来就一直不停地互相残杀呢？

   康斯坦丁以颁布允许所有宗教存在的法令开始，却以迫害而告终。在他以前，官方反对基督徒只是因为后者在国内开始形成一个党派。罗马人允许各种崇拜，甚至是他们如此蔑视的犹太人和埃及人的崇拜。

   为什么罗马人宽容这些崇拜？这是因为埃及人和犹太人都没有试图消灭罗马帝国的古代宗教。他们并不忙于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只考虑着赚钱。但基督教徒毫无疑问地想让他们的宗教占主宰地位。犹太人不想在耶路撒冷建立朱庇特的雕像，但基督教徒不想让它在议会大厦里存在。圣托马斯诚实地承认：如果说基督教徒没有推翻罗马皇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他们的观点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成为基督教徒。所以在整个世界皈依基督教以前，他们必然是全世界的敌人。

    在争论的每个细节上他们彼此也是敌人。耶稣应该被看成神吗？那些否认这点的人被诅咒为伊比奥尼派，而伊比奥尼派又诅咒崇拜耶稣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希望财产共有，就像使徒时代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反对者称他们为尼古拉坦，指控他们犯有最卑鄙无耻的罪行。其他人则追随一种神秘的信仰，他们被称作相信灵知的人，并遭到猛烈的攻击。马西昂讨论的三位一体的问题，也被叫做偶像崇拜者。

    德尔图良、普拉克塞、奥里庚、诺瓦特斯、诺瓦第安、萨贝里斯和多纳图斯在康斯坦丁以前都受到过他们同事的迫害；康斯坦丁刚刚使得基督教盛行开来，亚大西信派和奥伊泽比亚斯就把彼此撕成碎片。从那时起至今，基督教就血流不断。

    毫无理智的人们，你们从未能够向创造了你们的上帝进行纯洁的崇拜！卑鄙的人们，你们从未虚心地向诺亚克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法国人和所有智人学习过，残忍的人们，你们需要迷信就如同乌鸦的嗉囊需要腐肉一样，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没有别的可说的了：如果你们中间有两种宗教，它们会互相割断彼此的喉咙，如果你们有30种宗教，它们会相安无事。看看大特克，他统治着法利赛人、印度人、希腊基督教徒、聂斯脱利派和罗马天主教徒。只要将试图制造混乱的第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便都平静了。

    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无疑是应该向人民灌输最多宽容的宗教，但到目前为止，基督教徒是所有人中最不宽容的人。

   耶稣像他的兄弟们一样屈尊降生于贫困和恶劣的条件之下，但他也许从未屈尊去练习过写作的艺术，故在犹太人那套详细记载的法律体系中，我们从未看到过出自耶稣之手的任何文字。使徒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圣彼得、圣巴拿巴和外国的新基督教徒一起时吃禁吃的肉，和犹太人的基督教徒一起时则不吃。圣保罗谴责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圣保罗——法利赛人迦玛列的信徒，就是这个狂热地迫害基督徒的圣保罗在和迹玛列决裂以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而且从那以后，在他当使徒期间，在耶路撒冷的庙宇里献祭。整整一周时间，他公开地遵守所有他曾反对的犹太法律的仪式。他甚至加上多余的祈祷。他完全犹太化。

   塞奥达斯和犹太在耶稣以前都自称为救世主。多西狄奥斯、西蒙和米南德在耶稣之后自称为救世主。在教会成立的第一个世纪，甚至在基督教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知以前，在犹太就有十几个教派。忏悔祈祷的灵知派，多西修恩斯派和科林斯派，他们在耶稣的门徒用了基督教这个名字以前就存在了。

   很快就有了30名福音传道士，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社区，到公元1世纪末，在小亚细亚、叙利亚、亚历山大地区，甚至在罗马共有30个基督教教派。所有的这些教派都为罗马政府所鄙视，他们虽然默默无闻地躲藏起来，然而他们却互相迫害，这是他们在悲惨的境况下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几乎都是由社会最底层的人组成的。

    当有几个基督教徒终于接受了柏拉图的教义，在他们的宗教中注入了一点哲学的成分，并把他们的宗教与犹太教分开时，这些宗教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虽然它们还是分成了好几个派别。基督教会一刻也没有统一过。它是诞生于犹太人、撒马利亚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赛尼人、约翰的门徒——尤达特和特拉普提派分裂的状况之中。它在摇篮之中就是分裂的，甚至在偶尔遭受第一批皇帝的迫害时也是分裂的，殉教者通常被他的教友看作是叛教者，基督徒卡波瓦拉蒂死于罗马刽子手的刀剑之下，被伊比奥尼斯派逐出教会，埃比奥那特因此受到撒柏里乌的诅咒。

    这个持续了这么多世纪的可怕的倾轧是我们应该互相原谅错误的最惊人的教训。纷争不和是人类的大敌，而宽容则是唯一医治它的良药。

    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真理，无论他是在书斋中沉思冥想，还是和朋友在一起平静地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私下赞同容忍、慈善、正义的同样的人在公开场合要如此猛烈地谴责这些美德呢？为什么？因为自身利益是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为了这个他们崇拜的怪物而牺牲了一切。

    我拥有无知和轻信所造就的地位和权力。我踩在爬在我脚边的人的头上；如果他们站起来看着我，我不知所措，我必须用铁链把他们固定在地上。

    就这样产生了一些有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数百年以来的狂热而变得有权有势。他们手下还有其他有权势的人。所有这些人都靠剥削穷人而致富，靠吸穷人的血而养肥自己，但同时他们还要嘲笑穷人的愚蠢。他们都讨厌宽容，就如同靠公众养肥的政客害怕交出他们的账本一样，如同暴君害怕自由这个词一样。糟糕的是：他们收买狂热分子，让他们大声叫喊：“尊敬我主人的荒谬！颤抖吧，讨钱吧，但不许说话！”

    长期以来这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做法，但是现在这么多的教派互相争权，我们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每个教派都存在错误的迹象。没有几何学家、代数学家和算术学家的派别，因为几何、代数和算术的所有命题都是真的。在其他任何科学上我们都可能犯错误。托马斯主义或斯科塔斯主义的神学家敢郑重其事地保证他所说都是真的吗？

    如果一个教派使人回想起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时代，那它无疑是贵格派。再没有别的教派比他们更像使徒了。使徒感受到圣灵，贵格派也感受到圣灵。三四个使徒同时在3楼对公众讲话，贵格派在底层做同样的事。圣保罗认为可以允许妇女讲道，可就是这个圣保罗又认为应该禁止妇女讲道，因此女贵格派教徒根据前面的许可而讲道。

    使徒用是或不是发誓，贵格派也发同样的誓。

    使徒没有地位，也没有华丽的服饰，他们之间无法区别，贵格派的袖子上没有纽扣，且所有的人穿着都一样。

    耶稣没有给他的任何使徒洗礼，贵格派也没有受过洗礼。

    再举一些他们的相似之处是很容易的，要显示出如今的基督教和耶稣实践的基督教的区别有多大则更容易。耶稣是犹太人，我们不是犹太人，耶稣不吃猪肉，因为它不干净；耶稣不吃兔子，因为它反刍，而没有分趾蹄，我们大胆地吃猪肉，对我们来说，它是干净的，我们也吃没有分趾蹄和反刍的兔子。

    耶稣受过割礼，我们保留了包皮；耶稣吃逾越节宰杀的羊和莴苣，他保留了结茅节，我们则不这样做，他遵守安息日的规定，我们则改变了它，他献身了，我们却没有。

    耶稣总是隐藏他化身和他地位的秘密。他没说他是代表上帝的。圣保罗在他的《致希伯来人使徒书》中明白无误地说上帝创造的耶稣等级要比众天使低。尽管圣保罗这样说，尼西亚会议还是把耶稣认作上帝。

    耶稣没有把安科纳的边界地区和斯波莱托的公爵领地给予教皇，然而教皇却根据圣权拥有它们。

    耶稣没有把婚姻和执事团变成圣事，而对我们而言，它们都是圣事。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有使徒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在一切仪式和教义上都和耶稣的宗教相反。

    是否耶稣终身都犹太化了，我们也必须犹太化呢？

    如果在宗教问题上可以前后一致地推理，那显然我们都应该成为犹太人，因为我们的救世主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也为犹太人，因为他清楚地说过他完成了犹太教。但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应该互相宽容，因为我们都很弱小，经常是前后不一，多变，易犯错误。一株被风吹倒在泥浆中的芦苇会对附近一个倒向相反方向的芦苇说：像我这样倒下，坏人，否则我要祈求把你烧成灰。

6、 论折中主义

　　　罗  素

　　 导读：折中主义哲学家是摒弃传统、偏见、舆论、古风、权威等所有约束人们灵魂的东西的人。他们勇于独立思考，承认被经验和理性能证实了的东西，在不抱成见地分析了所有的哲学体系后，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哲学。

   折中主义者们希望做别人的学生，而不是做老师。是为了改造自己，而不是为了改造别人。是学习真理，而不是教人真理。他们不是耕耘和播种者，而是收获和筛选者。如热心、荣耀，或某些更高尚的情感没有让他们一反常态的话，他们会平静地享受收获，快乐地活着，静静地死去。

   折中主义是最富于理性的一种哲学。人类的最优秀的天才们曾长时间地在实践这种哲学。但直到16世纪末，它还未有一个自己的名称，长时期不为人所知。

   在大自然长期蛰伏以后，似乎是精疲力竭了，终于创造出一批人，他们酷爱独立思考，这是人类最美好的特征。折中主义哲学是由布鲁诺、卡尔达诺、培根、康帕内拉、笛卡儿、霍布斯、戈德弗鲁瓦、莱布尼兹、托马西乌斯、贡地林尤斯、布第、鲁第格鲁斯、色比尤斯、勒克莱尔、马勒伯朗土等和其他一批人，才能够重生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些伟人的著作不想作任何解释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完整地、准确地阐明他们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没法说明他们对于哲学，特别是近代折中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的那些贡献。但我们更愿意让读者去看与他们有关的各项条目，而在此仅用少许的话来勾勒出折中主义哲学复苏的一个框架。

   人类知识的进步如同一条有路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的智能是不会徘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和伟人。有人虽然有着天生的才能，理应在某个领域中成名的，却生长在后面的时代，并被当时风行的潮流所吞没，而不得已去追逐他们并不擅长的那种悟性。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功成名就，这种生不逢时，却要备尝艰辛，劳而无功，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大自然让他们太晚降临在这个世上。

   如果恰巧将他们放到那个已过时的，至今已无人尊重的流派里，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怎样的贡献。

   如果他们是那些流派中最优秀的作者们的同龄人，他们自己也会毫不逊色的。我们没有科学院的资料，能够使用几百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设想，我们这儿的文学复兴又是如何呢？作家们开始并未想到要创作文学作品，他们当然不会这样想，因为有许多人看不懂的东西。

   人们就先去研究语法，再去研究学术、文艺批评与古风，最后才是文学。当他们理解了古人之后，便决心要效仿他们，并写了各种演说词和诗。看完哲学家们的著作产生了独有的竞争形式。人们争论不休，在一些讨论中，现有体系的优劣便显现出来。

   人们认为，全面否定或肯定当中任何一个体系，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了要弥补那些已经被日常生活经验所破坏的东西，以致让自己的体系得以重生，这就导致了信仰调和主义。当一种观点全面崩溃了，就需要抛弃，转向另一种，然而后者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厄运，于是去寻找第三种，而时间仍然抛弃了它，后来，另有一批建设者，就决定到旷野去，使用废墟里的各种材料，另找办法。

   人们知道，这样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会是一个耐久的、永恒的城市，有能力抵御那些曾经摧垮了其他城市的力量。这些新的建设者就是所谓的折中主义者。但他们还未打好刚开始的基础，就已发现竟缺少不计其数的材料，对最美丽的石头，他们也只能割舍，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将它们同整体合在一起所需要的东西。

   他们就相互说教：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材料就在大自然里，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他们便开始在地表下，在空气中寻找它们，这就是实验的方法。但存抛弃这个建筑项目，丢掉满地的材料，其中有多少将成为未来的基石以前，应该先依靠图解来肯定，想依照目前这个世界的模式来构筑一个坚固耐久的大厦，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们所企盼的，并不逊于重新找到那位伟大的建筑师，上帝的卷宗和失传的图纸。但就是这类图解，这也是多得不可枚举的。他们已经进行过多种实验，仍然效果不好。这样，他们还在努力地绘制新的图画。这种人可称之为系统折中主义者。

   有人相信，我们不但缺少所需的材料，就是依靠这些现有材料，我们仍将一无是处。他们认为，应该马上进行收集新材料的工作。那些认为我们能够开始构建这大厦的一些部分的人，却在拼命努力地绘制新图，孜孜不倦地探寻那采石场，想得到那必需的石料。

   这就是现在哲学的状况，这种现状还会保持很久。就是地球会被长期厚重的黑暗所笼罩，一切学术活动曾被迫停顿数百年之久，我们所跟踪的这样循环也一定会引导哲学家们得出如此的结论。

   我们就会看见有两种折中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它含有搜索已经被承认的真理及现成的事实，并经过研究自然，来增添它们的数量；另一种是系统的折中主义，它努力于比较被承认的真理，并将现成的事实按有序加以整理，以便说明现象或某些实验的意义。

   经验折中主义者们是实干家；系统折中主义者们则是天才。假如谁能将这两者集于一人，他就能与德漠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培根齐名。

   有两种情况阻碍了折中主义的发展：一种是根据事物的本性，是不能避免的，必然的；另一种是偶然的，要看有些事情能否发生或发生得是否符合时宜。我将这种划分作为看问题的基本方法，一个能深入而准确地思维的人，不应该轻信所有发生的事的可能性都是相等的。我是不取这种方法的。在妨碍现代折中主义发展的许多因素中，重要的是人类思想在发展中应该自然遵循的轨迹，以及在何时都在哲学研究之前都已先入为主了的知识。人类的思想经过了幼年期和成年期，但愿上帝保佑，使它不会衰败与老朽。

   在人类思想的年青时期，先入为主的是渊博的知识，如文学、语言、古典风尚以及美术等，而哲学只能在它的成年时代和悲凄的晚年时代才能到来。这要看如何利用它的时间和个性的力量。

   人类有其自己的特性。在其经历的过程中，有过空白的间歇，也有让其生辉或羞耻的多事之秋。关于讲到妨碍折中主义哲学发展的具体原因，它的事实可以不胜枚举，那就是曾经使许多优秀脑瓜里充满了宗教的冲突。由于狂热的迷信，使另外一部分优秀的人，遭迫害，心情郁闷，贫困也能使另一些人走向天性的反面。

   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根本不理文科与艺术的发展能使民族增辉和快乐。尽管不少天才曾为其事业而呕心沥血，而一个不重视实用工艺的政府，是不会为他们投资的。人们更不会理解，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每个人所经历的过程中，没有两个人是同样的。所以，任何时代的每项发明创造，都会与其个人的与众不同特点有关联，这些特性正是其个人的品质所在。

   对于这项技术或科学的进步，或对人类的造福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如果有人认为，这么想大概太夸张了，那就让他们去问一下当时的一些优秀人才，请他们去看看古今以来那些各派别的独创性的作品，并认真思考一下，究竟什么叫独创性，并告诉我，是否有两件有雷同的独创性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讲要丝毫不差，因为我已将一些不重要的区别排除出去了。

   在以前已列举各种原因以外，最后我还要加上那种错位的呵护，这种呵护，正好不给民族的精英，不给在外国代表了国家的尊严、不给民族带来荣耀、在国内外都深受崇敬与钦佩的人。

   从这样不公平的作法中得到好处的，却是一批下流之人。他们成为这种被唾骂的角色，或是由于庸碌，或是因为教育不良，染上恶习，交给坏人，卑劣偏执而品格堕落。他们恐惧、奉承那些庇护者，甚至达到讨厌后者，使后者耻于保护他们的地步。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最后还是将这些混蛋算作是受庇护的。

   在学术界，大家的行为也与古代民主制下盛行的那种严酷的政治一样，谁的权力大过分了，谁就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因为，假如老实人被排斥了，同样的律法就会去羞辱其他幸免的人。

   这种看法，是我在1775年2月11日参加了当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的葬礼，回家以后写下来的。我为学术界和国家的这个损失悲痛欲绝，并为他在世时所遇到的迫害极其愤慨。怀着对他的纪念和崇敬，我将会把下面这句话镌刻在他的墓上。

   到现在我们还只是将折中主义这个词用在哲学方面，但不难预见，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这种方法会有更多的用处。它刚开始的成果不一定能很快传开，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一定可取；因为那些对各种技术有实践经验的人，必要的推理能力还十分缺乏，反之，有推理方法的人对技术方面的事又知之甚少并不愿学习。如果人们急于改革求成，结果会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运动刚开始总会将人推到极至。我呼吁哲学家：不要轻信，如果谨慎从事，就应该在各方面先做学生，后做老师。

   在提出一些原则以前，先要考虑会有几种假设。他们应该想一想，假如自己是在与某种类似自动装置的东西打交道，就应该特别当心地传送各种推动力，因为构造最佳、最有价值的自动装置是无法抗拒的。在准备发展或制约某些技术之前，首先要研究它的潜能，这难道不是很合理吗？因为没有这些准备，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赞赏，也不懂得如何去批评。在自由艺术里，冒充懂行的人败坏了艺术家，而知识浅薄的鉴赏家们又使他们扫兴。

   当到处变得发亮的理性之光已渗透到各领域之中，时代精神已推动开始革命之时，工业技术却出现止步不前，要么政府对它的进步倍加关注，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来。难道它们就不应有自己的研究院吗？如果讲国家每年拿5万法郎来建立和帮助一个研究院，人民会认为是在乱用钱吗？

   我认为，它在20年里能出书50卷，其中没用的地方不会超过50行，我们的发明创造会由此更加完美，知识传播会使其进步加快，古代失传的东西会得到恢复，某些人笔记本记录的，经过他的长期钻研的有价值的结果，会贡献给人类，国家也能为40个疲劳过度、无力养家糊口的公民提供一份勤劳的谋生之路，让他们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而且能比过去贡献更多。对那些想干这一行的人来讲，一开始就能拥有前人的经验，这不是更有益处吗？